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总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迷漫扑人的尘土里，他们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来，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远又均匀。水洒着的地方，尘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阳光，偏偏不肯帮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那水洒过的地方， 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去， 那迷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 洒的尽管洒， 晒的尽管晒。但那些蓝袄蓝裤露着胸脯的清道夫， 并不因为太阳和他们作对就不洒水了。他们依旧一勺一勺的洒将去， 洒的又远又均匀， 直到日落了， 天黑了，他们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里都想道， “今天的事做完了!”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 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 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 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 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 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仍旧挑了水来， 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

这是吴先生的精神。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多载在《新青年》第2卷)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 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吴先生自己说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

吴先生用这个方法的结果，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重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俗。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

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 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从思想史的方面， 指出自老子以来也有许多古人不满意于这些欺人吃人的礼制，使我们知道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评与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

吴先生的方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应该研究他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 “他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他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了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用这种实际的效果去批评学说与宗教，是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吴先生虽不曾明说他用的是这种实际主义的标准，但我想他一定很赞成我这个解释。

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也知道这种实际标准的厉害，所以他们想出一个躲避的法子来。他们说： “这种种实际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你们骂来骂去， 只骂着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一班人，却骂不着孔先生。”于是有人说《礼运》大同说是真孔教(康有为先生);又有人说四教，四绝， 三慎， 是真孔教(顾实先生)。关于这种遁辞， 独秀说的最痛快：

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2卷4号)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 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十，六，十六

(《吴虞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赏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思想启蒙，亦即要把中国民众从传统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先觉的人们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有两员惹人注目的健将，一个是在上海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另一位就是胡适在这里介绍的吴虞先生。

吴虞(1872—1949)，字又陵，笔名吴吾，四川成都人。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教授。吴虞后来在文艺、学术界并不出名，但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却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陈独秀在上海，吴虞在四川，互相呼应，撰文对儒家思想进行批评。他成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21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吴虞文录》，就是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的结集。1921年11月2日，《鲁迅日记》载：“吴又陵寄赠自著《文录》一本。”鲁迅所记，就是这本《吴虞文录》。五四时期出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约就是“只手打孔家店”这话演化而来。

胡适称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以“清道夫”来比喻思想启蒙者，好像不够分量。其实很贴切。因为启蒙者的任务之一，就是清除旧思想。清除旧思想，岂不同打扫垃圾很像吗?大街上的清道夫，其工作虽然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卫生，但并没有几个人尊重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是寂寞的。思想上的清道夫，他们在做救人与救国的工作，但在开始时，了解并尊重他们的人也不多，倒是有不少反对者。这样，他们有时也是寂寞的。这就是胡适在序文中所说的“疲乏了，失望了”的意思。鲁迅的《题〈呐喊〉》就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初期启蒙者的遭际，大体差不多吧!所以，胡适的比喻生动而贴切。

胡适在序文中，强调了吴虞批孔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对勘”的方法。胡适将此方法称为“实际主义的标准”。这很容易使人想到胡适自己的“实验主义”。其实， “实际主义”不是“实验主义”，胡适那样归纳，也似多余。“方法”与“主义”本是两回事。“比较对堪”方法，很接近于现在的“比较学”。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研究方法。吴虞将儒家思想与老、庄及外国的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加以比较，得出“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论断，是很能服人的。因为有“参照物”作参照，是非就会更为分明， 比单说儒家礼教不好更有说服力。当时的胡适能看出这种方法的好处，在序言中特别提出加以肯定，也应该算是慧眼识英雄。

胡适序言的最后部分，实际上涉及一个学术问题：先秦儒家与汉以后儒家有没有不同?儒家思想中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与孔子是什么关系?正因为有这问题存在，所以，当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喊出“打孔家店”时， “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便说，那“种种实际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就像俗话所说的：经是好经，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老先生们”讲的不无道理。先秦儒家与后世，特别是与宋以后的儒家有所不同。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期，先进的人们不是搞学术研究，而是在搞文化批判。在批判儒家思想时，势必要追根溯源，找到孔子头上去。所以，胡适序文中所引陈独秀那段话是对的。虽然没有结论，却相当有力。那些“老先生们”，未必还得出价钱来。因为历代的儒家门徒打的都是“代圣立言”的幌子。打着“圣人”的旗号宣传封建礼教，等到人们批判封建礼教的时候，又说封建礼教与“圣人”无关，那是怎样也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