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因此陆陆续续写了一些。

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 历史悠久。《世说新语》记人事， 《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会写文章， 才能做官， 别的国家， 大概无此制度。唐宋八家， 在结构上， 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 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 《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 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 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朱自清的《背影》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感人。但是近二三十年，散文似乎不怎么发达， 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 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形式， 如新诗、戏剧， 是外来的。小说也受了外国很大的影响。独有散文，却是土产。那时翻译了一些外国的散文，如法国蒙田的、挪威的别伦·别尔生的、英国兰姆的，但是影响不大，很少人摹仿他们那样去写。屠格涅夫和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译过来了，有影响。但是散文诗是诗， 不是散文。近十年文学，相当一部分努力接受西方影响，被称为新潮或现代派。但是， 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像不出。新潮派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 和不是新潮的人写的散文也差不多。这对于新潮派作家，是无可奈何的事。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 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 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 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包括我自己。到我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老年读书，过目便忘。水过地皮湿，吸入不多， 风一吹， 就干了。假我十年以学，我的散文也许会写得好一些。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 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 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 自然一点， “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

我写散文，是捎带脚， 写的时候， 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发表之后， 剪存了一些，但是随手乱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编一本散文集， 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成了现在的这样。我还会写写散文，如有机会出第二个集子，也许会把旧作找补一点回来。但这不知是哪年的事了。

我的住处在东蒲桥边，故将书名定为《蒲桥集》。东蒲桥在修立交桥，修成后是不是还叫东蒲桥，不知道。不过好赖总还是有一座桥的。即使桥没有了，叫做《蒲桥集》，也无妨。

1988年6月10日

(《蒲桥集》， 作家出版社， 1989年版。)

赏析 《蒲桥集》是汪曾祺先生第一本散文集，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写得不多，却以独特的风格受到读者的喜爱。这主要由于它传统文学修养深厚，文笔幽默而自然，叙事、状物、记事均能下笔清心爽然，在不经意之处显示特别的功夫。

这篇自序主要是讲了中国散文传统，汪先生认为，中国的散文要想发展，传统的影响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记人的《世说新语》，写景的《水经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容斋随笔》，桐城派，一直到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形成了自己一脉相承的散文传统。这是在说中国文学，其实也是讲自己散文追求的是传统的手法和传统的风格，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是很突出的，散文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小说、戏剧，出现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巴金、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孙犁等一大批散文家。汪先生说，与这种“兴旺”景象相比，近二三十年， “散文不怎么发达”， “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实他不愿意直说，下文已经将这些原因作了细致的分析。就是早一些年强调写中心、写英雄，近些年来强调了吸收外国，而对传统继承得不够。新潮诗、戏剧、小说影响都很大，但没有新潮散文，弄得旧潮散文也很少;能写的不再写了，不能写的写不出来。汪先生的《蒲桥集》可以说是新时期众多的散文集中较为重视传统，而且确实显得老道而洒脱的作品。他说， 自己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句歇后语一方面是说他写得不多，也表明他写得很随意，而在漫不经心之中又脱然清新。他的创作实践直到今天还没有引起更多的人注意。

他不客气地指出新时期散文不发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今日散文文坛存在的弊病： “过分强调抒情。”过分，就是矫情，有情当然要抒情，无情却也造情，这就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甚至于制造“家兄塞北死，舍弟江南亡”式的笑话。这些作品无中生有，没有真实的感情，却偏偏生造出许多莫名其妙的抒情作品，这是有害于现代散文发展的。汪曾祺先生总结这些经验，满怀善意，并不存心挖苦、挑剔。从中我们也窥测出一点秘密，他的《蒲桥集》是绝对不会有矫情之作的。

汪先生的序，如同他的散文，不显示文字的辛辣、尖锐，却能在亲切、洒脱的漫笔、率谈中把自己的见解说出，这里有他的人格修养和文学修养的特别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