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读完萧乾同志所选编的《杨刚文集》的清样，这不能不感谢萧乾同志的努力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给我的机会。

杨刚同志是我最早认识的共产党员之一。那是在1931年初，我刚在清华大学加入共青团之后不久。由于当时北平市的党组织围绕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党和团的市委联合在清华团支部书记曾迪先同志(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分手后始终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的宿舍里， 召集过两三次西郊区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这就使我能够认识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几位党员，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刚， 当时叫做杨缤。这一来因为她是当时参加会议的惟一的女同志，二来因为她的辩才。我仿佛记得，她当时是既反对四中全会， 又反对非常委员会的。不过我虽因迪先同志的介绍知道了她的姓名，她却并不认识我， 我们以后再见时我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我在北平以后还因为团的工作去过几次燕京大学， 却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1932年5月我离开了北平， 自然更不能遇到她。1933年她曾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 时间似乎不长;我1935年去上海工作时， 她早已回到北平了。我看过商务版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这是这部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原书有吴宓教授的序)， 才知道她是学习英国文学的。抗日战争后期她去美国学习和工作，我曾在《大公报》上看过她的几篇美国通讯。直到1948年底，她由香港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才在周恩来同志把她介绍给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再次见到她， 因为年龄变化，她的面容跟我初次见面的印象已经很不同了。再到北京以后，我同她比较常见。但是直到这次读《杨刚文集》， 我几乎完全不知道她曾写过这么多的作品， 包括诗、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无论在重庆和北京， 周恩来同志都非常器重她，我还记得他在西柏坡曾对毛泽东同志说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她在《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周总理办公室、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她的多方面的才干。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竟始终没有深谈过，这也是我对她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见解缺少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在1955年不幸遭遇车祸， 造成严重的脑震荡， 以后虽经休养，却一直没有能恢复正常。1957年10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和其他熟识她的同志都对她的不幸逝世非常痛惜，认为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

由于我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对她过去的文学活动了解很少(我只知道她曾担任过《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也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况， 我们并没有想起为她出文集的事。1960年夏， 我在哈尔滨养病，遇到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郑佩同志(后名郑依平，他是我1931年在北平认识的，也担任共青团的工作， 以后在延安又见过，所以比较熟;可惜他已在1976年去世)， 在谈话中知道他原是杨刚同志后来分居了的丈夫郑侃的弟弟。可惜他也没有对我谈到杨刚同志的文学作品。可能因为工作不同， 来往不多，他也不很熟悉她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吧。但是即使熟悉她的文学活动的同志，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出版她的文集， 实际上怕也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一篇篇地展读她的遗文，我的心是多么沉重啊!她的逝世不但使党和人民损失了一位忠诚优秀的女儿，而且使中国文学界损失了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识见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 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 (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练，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 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

愿她的文集的出版能使她的热烈的生命长存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读者的心中。

1983年6月

(《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赏析 周恩来同志在西柏坡曾经对毛主席说过：“她(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因此出版杨刚的文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杨刚文集》由大手笔胡乔木写序，表明了这件事的重要程度。胡乔木的这一篇序文从1931年作者与杨刚相识说起，一直写到她的不幸逝世。从远及近，有详有略，向读者介绍了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的革命生涯。通过她在《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人民日报》等新闻部门和在周总理办公室、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情形，说明她对革命工作十分认真。为了自己偶然遗失了一个笔记本竟然表现得十分紧张，正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杨刚的一个侧面。

为了再现杨刚的精神风貌，序文更重要的是围绕《杨刚文集》中的内容，展示杨刚另一番人生风貌。这就是她“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识见的作家”的一面。看到这两个侧面，首先是感到：“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从杨刚的作品中，胡乔木感受的是作品背后的作者。说她的小说“朴素”之中又“有一种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是评论作品，也是评论作者;又说“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练，却是感情的燃烧”，更是着眼于作者的感情火热;又说：“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这是把杨刚的创作当作一种时代现象来对待的。这样从两个方面评价杨刚就很好地介绍了著者，让读者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有了上面的介绍，序文最后便顺理成章地作出了一个结尾：“愿她的文集的出版能使她的热烈的生命长存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读者的心中。”这句结语既说出了作者的性格，也引导读者与她的热烈共鸣。这正是写序言的最重要的目的。

这篇序言是最讲究章法的，也是胡乔木最热烈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