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他对“这位名噪文坛的杂文巨擘”， 为什么在他垂暮之年才出“第一本杂文集”而“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 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 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 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80年代之后， 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 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 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 回头来看看过去，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 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 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 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 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 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 影响之深，贡献之巨， 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 尽管道路坎坷， 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 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 (《世象杂谈》： 《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 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 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 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轻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 因此， 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 即使在今天， 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 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 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蘼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 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1944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 “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 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未晚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赏析 这是一篇朴实简明而又蕴意丰富的书序。它是阅读林放杂文的一把开门入室的钥匙，是引导读者进入林放丰富多彩杂文天地的一幅绝妙的导游图。

它一改旧例，没有直接将《未晚谈》向读者作介绍，而是采取任意而谈的随笔笔调，对林放的整个创作生涯作了简要的表述，对林放杂文的总体成就与艺术风格作了精辟的分析和科学评价，让读者知人论世，了解林放先生的思想人格与杂文创作主旨，进而理解他的《未晚谈》。

夏衍在《代序》的开头写到：“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这是由衷的。但是，接下来他却笔锋一转，不再谈林放的《未晚谈》，而是去谈林放的第一本杂文集的出版意义了。文章从林放这位名噪文坛的杂文巨擘为什么在他垂暮之年才出版第一本杂文集的“同感”说起，谈到80年代后中国的文学刊物数以千计，可没有一本杂文刊物的尴尬;谈到小说的印数可以动辄几十万，杂文只能有几千册的出版情况;谈到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标准;谈到鲁迅杂文特点及其影响;谈到林放对鲁迅光辉传统的继承;谈到林放半个世纪以来杂文写作的一贯作风以及他近年来的新变化;谈到1944年林放发表在《新民报》上的文章《延安一月》。其介绍生动洗练、笔寓深情，或侃侃而谈，或娓娓而道，在记叙中见其博杂;其分析与评价言约意丰，阐发入微，或佐以譬喻，或出之联想，在言说中自成机杼。语言简洁质朴，亲切自然，于平朴的记叙中表述出他对杂文发展现状、杂文的社会效能的见解，总结了林放在中国现当代杂文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代序》没有直接引荐与分析《未晚谈》的具体作品，却处处引发读者触类旁通的思考，促使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林放的创作实绩，令我们读罢，只觉无处在谈《未晚谈》，可又无处不在谈《未晚谈》。这种不谈而“谈”的评介方法，应当算是序跋写作上的又一成功尝试。

整篇序言情真意切，对林放的赞扬、敬佩之情充满字里行间。既是对林放杂文创作中肯精辟的评价，也是作者对杂文创作寄寓的厚望与期盼。他希望杂文界多出几位林放这样的宿将与新秀，希望由鲁迅开创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代序》起笔于对鲁迅杂文风格与战斗精神的迫切呼唤，落笔于对新时期杂文创作欣悦的憧憬，使读者初览巨瀑，终见溪流，行文九曲回肠又一脉相通，传达出他对繁荣杂文创作的一往深情，对杂文抨击僵化的“国民性”，净化民族心灵的创作主旨的永恒追求，充满了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与情感冲击力。《代序》既为林放的书作了序，又写出了自己的向往与追求，“烘”别人一生之作， “托”一己终身之志，这也是“烘云托月”手法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