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 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 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 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 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 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 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 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活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常常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 (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 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 惟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 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6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 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 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 两天来收路尸共100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 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 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5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寒夜》，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版)

赏析 这篇后记，反映了巴金一贯的创作态度。他曾说过， “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他不想编造生活，他所写的都是他亲历的生活和真实的感受。因此，他以回忆的笔调写起抗战胜利前后他在重庆时的生活，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写得极具体，让读者好像听到了午夜时“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老鼠的打洞声， 日间街市上的喧闹声;他自己校稿直到深夜;有朋友从战火中的桂林逃到重庆，他要为这些朋友做点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写《寒夜》的。读到这里，读者不由得会被带回到小说所描写的氛围中。《寒夜》写的就是那时候雾都重庆下层知识分子的事，写读过大学、曾有志于教育兴国的汪文宣、曾树生夫妇的家破人亡。写汪文宣的愁苦、软弱、病重和死去，写曾树生与婆婆之间的矛盾，写她不忍离开汪文宣但又经不住诱惑，飞往兰州，最终以“我要痛快，我要自由”为由和汪文宣分了手。这些都是发生在寒夜里的事。抗战胜利之前，他们是在国破家亡的恐惧的寒夜里苦捱时光;抗战胜利后，局面并没有丝毫的改善，汪文宣还是在一个寒夜里死掉了。等到曾树生从兰州回来看家时，竟不知文宣身葬何处，婆母与儿子出走哪方，她同样也陷入了生活和心灵的寒夜之中。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仿佛听到巴金在大声疾呼， “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从这篇后记到小说《寒夜》，我们真切地感到，文学就是巴金生命的一部分。

写这篇后记时，巴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他在向读者申诉着什么。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写的只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写无产阶级的英雄。之所以如此，理由当然再简单不过，即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但是，一些批评家并不能理解巴金，以至对他如此写作多有责难，指责他“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没有写出生活的希望等等。巴金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读者。他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这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总是有人不顾作家的实际情况，要求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在这篇后记里，巴金要为自己，也为那些曾经活过并被他写到了小说里的人物据理力争，“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惟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这再一次表明，他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良心，不愿违心地去编造什么。对巴金来说，他把他最熟悉的生活于寒夜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写出来了，而且写得既有强烈的现实性，又有独特的艺术性，我们还能对他再苛求什么呢?何况，他还不仅写了这些，他在小说中写到了抗战的胜利。但对国统区的百姓来说，胜利却无喜可言，因为胜利和没胜利一个样，甚至还不如以前。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巴金丝毫不想回避现实。书中的老百姓说：“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在后记里他也没有忘记对这“胜利”加以指责：“‘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 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在这样的没有希望的生活中，作者认为连他的小说的畅销都成了不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这是何等不公的世道啊! 巴金敢于指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黑暗的现实，可见他确实不是怕被“捉来吊死”的软骨头。

巴金是非常善于渲染气氛，寄托感情的，但这并不一味地依靠技巧，而是来自真实的感受。就像在作品中一样， “寒夜”的气氛在这篇后记里也是非常突出的。作者引用《大公报》上的报道，好像是信手拈来，“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100多具”。不仅让人感到了凛凛寒气，更让人感到作者当时的存身之地无异于人间地狱。因此， “寒夜”不再仅仅是对严酷的冬天的形容，更是对国民党统治下了无生机的社会现实的愤怒比照，以至作者要发出“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的喊声，甚至认为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了。在此，作者特意给寒夜二字加上了引号，使这两个字格外地醒目，读者无论如何不会误解作者的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