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 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 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 一会子放松， 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 记这，记那， 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 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 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 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 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 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 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 《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 补足填满， 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1980年12月

(本文录自《杨绛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赏析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以苦涩而又略带诙谐的笔调记述了钱先生和杨先生夫妇二人两年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干校生活。以上是钱先生为此书写的小引。在这篇小文中，钱先生在说明此书所写的内容背景和特点之后，重点写了自己读此书后所引发的感触，即事过境迁之后对一些人事的感怀和反思。首先，钱先生点明本书所写内容的大背景是“搞运动”的“批判斗争”年代，“大故事”是清查“五一六分子”。而书中所写的“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和“记妄”等， “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指明了本书所记内容的背景和特点。这之后，钱先生重点写了读此书后的感触。认为此书还应加一篇《运动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钱先生所说的“记愧”，实际是一种对过去的教训的反思。一般群众应该反思自己的轻信和盲从;钱先生也反思了自己的缺乏胆气，显出其磊落坦荡的胸怀。不过，使钱先生感触最深、最不平的是那些在运动中“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的人。本来这些人最应当反思和“记愧”，可是他们却“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钱先生表面上为这种不知愧者开脱，而实质上却是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嘲讽。指出“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如果是由于他们感到惭愧而“忘记”，可以由“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来解释，这表示他们知道做了亏心和丢脸的事，说明他们还有“良心”;如果是由于他不觉惭愧而“忘记”，这则表示他们全无“良心”。钱先生曾说： “有最清白的良心，跟全无良心，效果是一样的。”有最清白的良心，决不干有违良心之事，当然心无愧怍;而全无良心，无论干了什么伤天理的事，也自己心安理得。所以那些“旗手、鼓手、打手”们若是根本不觉惭愧，那就只能说他们是“全无良心”了。

此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善用比喻。在短短一篇小文中用了《红楼梦》中“葫芦案”的典故，征引了古经典中的“七情”、《浮生六记》等。把置身于紧一阵松一阵的政治运动比喻为疟疾缠身;把杨先生写的“六记”比喻成那个特定时代里的“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把当时纷乱的政治斗争比喻为“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等，使文章显得形象生动、活泼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