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原诗略)·李发模》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呼声》(载《诗刊》1979年第2期)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它却以独特的书信体叙事结构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独白，显示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呼声》的故事内容相当简单：一对在农村插队的男女知青，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由于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始终不能结合在一起，最后，女青年饱受创伤，跳崖自尽。

诗开始是“序”，最终是“尾声”。“序”和“尾声”中作为男主人公的“我”，既是爱情悲剧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又在诗篇结构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前来悼念埋在黄土下受冤而死的姑娘，从而引出了姑娘的五封来信。

第一封信从姑娘的爱情纠葛，揭开了悲剧冲突的第一章：姑娘正面对着心上人大胆的追求，她又喜又忧，喜的是男友的来信催开了她心中的花蕾；忧的是出身不好，无法接受那一份真挚的感情。因此，作为回信，她只能表达自己矛盾的心态，现实地掩起心灵的窗户。诗人通过对姑娘这一违背情感逻辑抉择的刻画，表现一个充满了偏见的社会，是如何粗暴地压抑了纯洁善良姑娘的心理性格的。

第二封信，对姑娘不敢抬头做人，“只有躲在屋角里暗暗哭泣”的心理背景，作了充分的描述。姑娘曾有过美好的童年和充满憧憬的中学时代，是“文革”把她“推进了无底的深坑”，从此，她饱尝了生活的折磨，只能“含泪咽进肚，暗自隐在心”。做人的权利既已丧失，又怎敢尝试爱情之果？

然而，人的情感毕竟是复杂的，难以压抑的，犹如重压下的小草，遇到空隙必然会向上生长。在第三封信中，诗人展示了1975年期间，国家一度出现了转机，同时，在男友的一再鼓励下，姑娘心头的积雪便随之悄悄融化：“啊！　是您把我从痛苦中摇醒，/燃起了我生命的千度热情。/爱情的花朵，我已悄悄移栽在心田，/那神秘的害羞哟袭上我少女的心”。当爱情的花朵绽开了姑娘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后，在第四封信中，她已能向恋人倾诉积久的思慕和曾经绝望了的往事了。在人物心理和性格表现上，这无疑是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也就是说，在适宜的政治气候以及恋人的信任下，姑娘完全有着自我超越的可能。这超越，是对社会强加于人的不平等待遇的大胆否定，是对人的神圣情感的积极追求。

第三、四封信，在整个悲剧结构的冷色调中，增添了一分暖色，诗的情绪也由此掀起了更多的波澜。姑娘一度跃出了情感的低谷，到头来却又被再度打入低谷，直至粉碎所有的希望；冷热反差，前后对比，诗情就在巨大的滑坡中产生出更为强大的悲剧震撼力。

在高潮来临之前，诗人已铺下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总理去世”，“天安门前，息了四月清明的怒潮”。这样，在愈来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姑娘被剥夺了“教‘民办’”、“搞农种实验”、“考学校”以及恋爱结婚所有的权力。她痛苦至极，绝望地呼喊道：“人世啊，给我的难道只有失望”。而当那位披着人皮的“主任”，“半夜里，竟敢蹂躏我少女最珍贵的青春”以后，姑娘的绝望便被推到了顶点。她只能以死来作最后的反抗。当她站在高崖顶端的时候，她终于向她深爱着的祖国和亲人呼出了不平的呐喊：

“不是我想死，不是我想死啊，祖国，/我怎能割舍你生我养我的深情：/我还年轻，我要活，我要活啊，祖国/我是千万个同命运的孩子中的一人！　//隔着千山我看不见你的面庞啊，我爱过的人，/隔着万水你听不见我在高崖上的呼声：/我有冤，我有仇，我有恨啊，但愿我的呼声能在你的心上引起共鸣……”

姑娘临死前的呼喊，喊出了诗作的真正立意。如果说，在前面四封信中，诗人的笔墨尚能有控制地在人物自诉中叙事，那么第五封信，随着悲剧冲突的激化，诗人就完全是借着女主人公的口在直抒愤懑了。

叙事诗，既要具备相当的叙事功能，又要发挥一定的抒情特长。单纯地追求情节，或者游离于人物形象的抒情，在本质上都是非诗的东西。在《呼声》中，诗人所以能使叙事与抒情得到有机的结合，关键在于他创造了独特的叙事角度“我”。这样，在情节安排上，诗人略去了许多外观的事件的描述，而侧重渲染的是“我”复杂的内心世界，“我”的情感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呼声》在语言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诗歌中比兴和炼字的手法。就铺设背景来说，诗人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景象来起兴，象征地暗示出一种时代氛围和人物心境。比如“序”一开头，就以“大地醒了”，“春花开了”这拟喻性意象来起兴，形象而又含蓄地点出时代的严冬已经过去。第四封信中，以“秋风哟，又把红叶捎给枫林，/叶尖蘸着银露，逗引小鸟啼鸣”，兴出了“政治气候，带来了自然界的美”，把人物感情和自然景观和谐地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