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人士》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狐裘黄黄。狐皮袍子亮黄黄。
其容不改,他们的容貌不改常态,
出言有章。吐出的言语又像文章。
行归于周? 将往归于周京呵?
万民所望! 这是万民的所希望!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台笠缁撮。莎草笠子和青布冠。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绸直如发①。密密直直的是头发。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不说! 我的心里就不喜悦!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充耳琇实。冠冕旁耳坠子都是宝石。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谓之尹吉。都说她们的大姓是尹是吉。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苑结②! 我的心里就很郁结!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垂带而厉。垂下的带子好像绸条在飘。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卷发如虿③。卷起的头发好像蝎尾上翘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言从之迈! 我愿跟着她们同跑!
匪伊垂之,不是她要垂下它,
带则有余。带子就该有的多余。
匪伊卷之,不是她要卷起它,
发则有。 头发就该有的高举。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云何盱矣? 怎样的忧伤呀四顾?
[注释] ①绸:《毛传》:“密直如发也。” 如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如发”,犹言“乃发”。“乃”犹“其”也。②苑: 一本作“菀”,亦作“宛”,《释文》徐音“郁”,古字皆通。《郑笺》:“菀,犹结也,积也。” ③虿:《释文》引服虔《通俗文》:“长尾曰虿,短尾曰蝎。”陈子展谓:“今验蝎子遇敌则举尾。”
[赏析] 《都人士》是《小雅·鱼藻之什》中之一篇。《礼记·缁衣》引及此诗,且言“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章”,《诗序》用其语,且加“伤今不复见古人也”(陈启源、钱大昕谓《缁衣》用《序》语,乃古文家之见。)。所谓“今”究指何时呢?朱熹说:“乱离之后,人不复见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息之。”陈子展先生更明言为“《都人士》,平王东迁,周人思西周之盛,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而作。”我们认为这样说是合于事实的。因为如在幽王时,则不会有“彼都人士”之称。但陈先生又说:“诗称‘彼都’,知其为由西都而迁往东都之诗人追忆之作。”陈先生误截“彼都”为一词(“都人士”犹清末时人们称北京人为“京里人”),因有此误,实则“都人士”是一个词,指的恰恰是“由西都而迁东都”的人,而诗的作者则只能是留在西都的黎民百姓,或者说是“父老”。因为诗的首章就明言这些“都人士”,如能“行归于周”,是“万民所望”。当然,所盼望的不是某一个人,更不是“没落级阶”的“旧人物幻想复辟”,而是借“人物仪容之美”,见“文物声明之盛”。这是要从当时历史来看的。
西周之末,“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史记·周本纪》)西周旧都,后来虽为秦有,但此时正沦于戎狄。从“避戎寇”一语可见,《诗经》中还有一首《黍离》,写东迁之后,西都荒凉残破,使“行役到此”,“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说得多么沉痛! 《黍离》之诗人与《都人士》之作者,所处的时代同,所在的地域同,眷怀故国之心情亦同。由《黍离》诗中反映出来的犬戎乱后之残破,更知《都人士》作者“思西周之盛”的由来。两诗恰好互相补充,互为说明。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地联想到后来的南宋。宋之避金而南渡,与周之避戎而东迁,情势、性质,皆很类似。南宋迁都临安后,淮河以北(包括汴京在内),沦入金人之手。当时汴京父老心情如何呢? 诗人范成大在奉使经过汴京时写了首《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前周后宋,形势既同,人民心理,也就异代同揆。《都人士》作者之“望”这些“都人士”之“行归于周”,不也就是“等驾回”吗?不也就是希望“真有六军来”吗? 这是沦于异族铁蹄之下的遗民心声,也就是华夏人民的民族意志。
为什么诗中一再写到“都人士”与“君子女”的“仪容之美”,甚至写了那些女子的发式呢? 这里应该说明:我国古代所谓“夷夏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也是史学界大家公认的。这一论断,合于中国历史实际,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修《春秋》,即是如此。既以文化为“夷夏之辨”,故诗人作诗时,也就以“声明文物”与“仪容之美”为文化标志。与范成大同时的陆游在他“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时写诗也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所谓“京都样”,也就是此时都人式的发式。周、宋相距二三千年,宋时的“京都样”不一定就“绸直”和“卷发如虿”;但周朝的“绸直如发”、“卷发如虿”,却正是周时的“京都样”。当然,诗中写的“垂带”与“卷发”,皆不是仅指“仪容之美”,而是把它作为华夏文明文化的象征,讲清这些,我们对于此诗的理解便会更深入一层。周代比宋代早了二千年,《诗经》语言隔阂比宋诗大,因而单看《诗经》,不如范、陆诗歌感人之深,经过比较,便知周代诗人之心及其表现艺术与范、陆几无二致。朱熹是范、陆同时的人,所以他解说此诗,特为深切。我们还想到《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鱼藻之什》是《小雅》最后 一组诗,《六月·序》中所言,从反面说明了“诗教”之大,也说明此诗的社会意义,这也是说《诗》者所当知的。
狐裘黄黄。狐皮袍子亮黄黄。
其容不改,他们的容貌不改常态,
出言有章。吐出的言语又像文章。
行归于周? 将往归于周京呵?
万民所望! 这是万民的所希望!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台笠缁撮。莎草笠子和青布冠。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绸直如发①。密密直直的是头发。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不说! 我的心里就不喜悦!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充耳琇实。冠冕旁耳坠子都是宝石。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谓之尹吉。都说她们的大姓是尹是吉。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苑结②! 我的心里就很郁结!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垂带而厉。垂下的带子好像绸条在飘。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卷发如虿③。卷起的头发好像蝎尾上翘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言从之迈! 我愿跟着她们同跑!
匪伊垂之,不是她要垂下它,
带则有余。带子就该有的多余。
匪伊卷之,不是她要卷起它,
发则有。 头发就该有的高举。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云何盱矣? 怎样的忧伤呀四顾?
(采用陈子展译诗)
[注释] ①绸:《毛传》:“密直如发也。” 如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如发”,犹言“乃发”。“乃”犹“其”也。②苑: 一本作“菀”,亦作“宛”,《释文》徐音“郁”,古字皆通。《郑笺》:“菀,犹结也,积也。” ③虿:《释文》引服虔《通俗文》:“长尾曰虿,短尾曰蝎。”陈子展谓:“今验蝎子遇敌则举尾。”
[赏析] 《都人士》是《小雅·鱼藻之什》中之一篇。《礼记·缁衣》引及此诗,且言“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章”,《诗序》用其语,且加“伤今不复见古人也”(陈启源、钱大昕谓《缁衣》用《序》语,乃古文家之见。)。所谓“今”究指何时呢?朱熹说:“乱离之后,人不复见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息之。”陈子展先生更明言为“《都人士》,平王东迁,周人思西周之盛,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而作。”我们认为这样说是合于事实的。因为如在幽王时,则不会有“彼都人士”之称。但陈先生又说:“诗称‘彼都’,知其为由西都而迁往东都之诗人追忆之作。”陈先生误截“彼都”为一词(“都人士”犹清末时人们称北京人为“京里人”),因有此误,实则“都人士”是一个词,指的恰恰是“由西都而迁东都”的人,而诗的作者则只能是留在西都的黎民百姓,或者说是“父老”。因为诗的首章就明言这些“都人士”,如能“行归于周”,是“万民所望”。当然,所盼望的不是某一个人,更不是“没落级阶”的“旧人物幻想复辟”,而是借“人物仪容之美”,见“文物声明之盛”。这是要从当时历史来看的。
西周之末,“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史记·周本纪》)西周旧都,后来虽为秦有,但此时正沦于戎狄。从“避戎寇”一语可见,《诗经》中还有一首《黍离》,写东迁之后,西都荒凉残破,使“行役到此”,“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说得多么沉痛! 《黍离》之诗人与《都人士》之作者,所处的时代同,所在的地域同,眷怀故国之心情亦同。由《黍离》诗中反映出来的犬戎乱后之残破,更知《都人士》作者“思西周之盛”的由来。两诗恰好互相补充,互为说明。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地联想到后来的南宋。宋之避金而南渡,与周之避戎而东迁,情势、性质,皆很类似。南宋迁都临安后,淮河以北(包括汴京在内),沦入金人之手。当时汴京父老心情如何呢? 诗人范成大在奉使经过汴京时写了首《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前周后宋,形势既同,人民心理,也就异代同揆。《都人士》作者之“望”这些“都人士”之“行归于周”,不也就是“等驾回”吗?不也就是希望“真有六军来”吗? 这是沦于异族铁蹄之下的遗民心声,也就是华夏人民的民族意志。
为什么诗中一再写到“都人士”与“君子女”的“仪容之美”,甚至写了那些女子的发式呢? 这里应该说明:我国古代所谓“夷夏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也是史学界大家公认的。这一论断,合于中国历史实际,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修《春秋》,即是如此。既以文化为“夷夏之辨”,故诗人作诗时,也就以“声明文物”与“仪容之美”为文化标志。与范成大同时的陆游在他“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时写诗也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所谓“京都样”,也就是此时都人式的发式。周、宋相距二三千年,宋时的“京都样”不一定就“绸直”和“卷发如虿”;但周朝的“绸直如发”、“卷发如虿”,却正是周时的“京都样”。当然,诗中写的“垂带”与“卷发”,皆不是仅指“仪容之美”,而是把它作为华夏文明文化的象征,讲清这些,我们对于此诗的理解便会更深入一层。周代比宋代早了二千年,《诗经》语言隔阂比宋诗大,因而单看《诗经》,不如范、陆诗歌感人之深,经过比较,便知周代诗人之心及其表现艺术与范、陆几无二致。朱熹是范、陆同时的人,所以他解说此诗,特为深切。我们还想到《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鱼藻之什》是《小雅》最后 一组诗,《六月·序》中所言,从反面说明了“诗教”之大,也说明此诗的社会意义,这也是说《诗》者所当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