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骨头很硬，他的讽谏，叫皇帝大为头痛，唐宪宗曾恨恨地说： “这小子是朕提拔上来的，他居然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在杭州的历史上，有过两位与杭州山水相得益彰的诗人 “市长”。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十月初，一位大诗人来到杭州，出任刺史，这位大诗人就是白居易。此时，白居易已年届半百，他因深感当时首都长安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仕途艰险，于是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主动要求担任地方官。白居易少年时代曾经到过杭州，杭州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后来在 一篇文章中说：“……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所以他这次出任杭州刺史，是实现了平生之愿，心情甚为愉悦，在途中便欣然写诗道： “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

 

白居易出任杭州 “市长”，前后三年，而实际上仅仅二十个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白居易却做出了两项业绩，使杭州人世代传颂，对他感念不忘：一是他兴修水利，治理西湖，使西湖具有灌溉良田千顷的功能;一是他写下了众多有关西湖山水的诗篇，使西湖名扬神州。

 

白居易兴修水利以治理西湖最为著名。他是杭州历史上最早发动人民大规模治理西湖的“市长”。当时的西湖要比今天大得多，西面一直到西山脚下，东北延伸到武林门一带。西湖虽说天生丽质，但水利未修，若逢连绵大雨，就湖水横溢，致使郊区农田遭水涝祸患; 若久旱不雨，则湖水变浅又无法灌溉。所以白居易到任之后，做了详细调研，才提出治理西湖的方案。史传白居易兴办水利的主张遇到重重阻力。有的说，放西湖水灌田，“鱼龙无所托”、“茭菱失其利”; 有的说，“放湖即廓内六井无水”，六井无水，自然会殃及城内民用水的供应。好在白居易早已事先作过调查，面对官吏们的非难，他胸有成竹，一一据理据实反驳。白居易责问这些漠视民生的官吏：“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 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 ”照我们今天的说法，白居易给算了两本账：一本是政治账，一本是经济账。两本账算下来，结论都显然有利于白居易治理西湖的主张。白居易还说道：“出仕为官，重在救民济世。” 道理都讲到这份上了，反对者无话再可多言，治湖工程也就顺利进行。大诗人白居易的从政能力确实很强。他之要求出任地方官，看来并不仅仅是要远离宫廷政治的风浪中心。诗人情怀，务实作风，在白居易身上是兼而有之的。

 

在治湖过程中，白居易亲自踏勘，精密设计，从钱塘门到武林门一带修筑了一条长堤，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为上湖，堤外为下湖，与郊区良田千顷相连。这条大堤的修筑成功，极大地改善了西湖四周的农田灌溉，也发展了交通，促进了杭州的繁荣。明朝王稚登在《重修白公堤疏》里写道： “若夫白公堤者，据采云之名里，实吴会之通逵。山郭近而轮鞅喧，水村深而帆樯集。……买鱼沽酒，行旅如云;走马呼鹰，飞尘蔽日……江州司马，筑此芳堤。” 这条湖堤造福杭州，所以人民把它叫做 “白公堤”。它跟我们今天所见的 “白堤” 不是 一回事，今天我们所说的“白堤”在唐代时人称“白沙堤”或“沙堤”。沧海桑田，“白公堤”后来湮没了，但是人民爱戴这位为人民做过好事的诗人市长，为了纪念这位诗人市长，杭州人民愿意在感情上接受 “白堤” 即 “白公堤”这一美好的误传。

 

白居易治湖，本意是为民生计，但大规模的浚湖筑堤，确也使西湖焕然一新，更加风姿绰约。据说“西湖”这一名称的最早提出者，也是白居易。白居易三年治杭，遍访杭州山水，除了钱江观潮、天竺赏桂、韬光品茗之外，孤山听雨、湖上夜游、白堤踏春——这些景观也因白居易的诗篇而享有盛名。西湖山水慰藉了这位大诗人的心灵世界，而大诗人敏锐的审美眼光也发现了西湖新的美，晴雨晦明，花晨月夕，四时佳趣，都让白居易以生花妙笔一咏三叹。西湖山水借了白居易之笔而声名远播。据说诗人张籍收到白居易的《江楼远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一诗后，作答诗云：“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笔难。”我们可以想见当日张籍的感慨了。白居易的诗友元稹时任越州(今绍兴)刺史，元白诗信交往，各自赞美本郡山水之美，他们因此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白居易以为杭州的山水名胜在江南无出其右，他对元稹说： “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答微之夸越州州宅》)“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答微之见寄》)白居易之赞美西湖山水，自然不是 “王婆卖瓜”。大凡一地风物山水之美，往往总要经一些大诗人、大画家的慧心独具的品评，方得以 “定格”下来，而后广为传播。这不是因为他们名气大，而是雅人深致，能见出人所不能见之美，又有好手段把这个美用文字、用色彩表现出来。在北宋之前的历代诗人中，以白居易描写杭州风光的诗篇最多。宋人葛立方 《韵语春秋》说： “钱塘风物，城中之景，唯白乐天所赋最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杭州山水与大诗人白居易的心灵世界最为默契。而白居易及他的诗篇的存在，又把浓浓的人文色彩抹遍了西湖风光。

 

白居易不仅筑堤，还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记述了堤的功用，及其蓄水、放水、保护堤岸的方法，刻石立于湖旁。如今我们在圣塘闸亭上仍可看到这篇妙文。

 

白居易所筑白堤后已湮没，现在西湖上的白堤原名白沙堤，白居易的诗句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所指便是。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依然怀念杭州景物，有名的 《忆江南》词就寄托了他的这份心情：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在白居易离开杭州将近二百五十年之后，又一位古代中国的伟大诗人苏轼到杭州任职。苏轼一生中两次来杭做官，第一次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其时苏轼才三十五岁，年富力强，任通判即副市长之职三年。第二次在元祐四年(1089)，任知州之职即市长，这时他已是五十开外了。两次居杭，累计五年，苏轼自己也说： “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才华盖世的苏轼一生历尽坎坷，却始终不变正直善良的本性。他任职杭州，选贤任能，惟才是举。他当通判的第二年，正逢开科取士，朝廷命他任监试。苏轼深恶那些靠走后门而博取功名的庸俗无能之辈，很希望通过考试能从社会上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杭州是“此邦东南会，多士敢品题”，要求试官珍视应试士子里的“珠贝”，择优选拔，而不要以“门第”取士。在他的主持下，结果“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苏轼在知州任上，开浚西湖，解决了西湖水利失修的问题。他还用葑草和淤泥，修筑成一条自南到北贯通湖面的长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植桃、柳、芙蓉。苏轼还在西湖中立三座石塔，石塔以内湖面不准种植菱藕，以免再次湮塞。这三座石塔后来就形成了有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 “三潭印月”。当时孤山智果寺住持道潜和尚非常赞赏苏轼的治湖，他写诗赞叹：

 

 

一朝美事谁能记? 百尺苍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清波。

 

这也许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看法，体现了那时的舆论向背。

苏堤至今依然绵延湖上。八百多年后，现代著名文艺家丰子恺晚年时还记得小时候他的桐乡乳娘唱的歌谣： “西湖景致六条桥，间株杨柳间株桃……” 这“六条桥” 说的就是苏堤。每当春暖花开，堤上桃红柳绿，游人如织; 或明月高照，长空如洗，又是情人漫步的好去处。游客游览西湖几乎没有不去苏堤的，苏堤和白堤早已成了西湖山水的一个中心景点。而当初白居易、苏轼筑堤，本意却只是为了民生。

 

白居易当初发兴治湖，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阻力，他是深入调查，力排众议，才有治湖工程的顺利完成。苏轼治湖，也不是率性而作，任意为之，他是在杭州大旱之年来做知州的，后又遇暴雨洪灾，这使他深刻认识到西湖水利年久失修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所以他才屡次上疏朝廷，请求治湖。在中国中古农业社会里，水利实为农业的命脉。白居易治湖，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得以满足滨湖及钱塘至盐官河道两岸农田灌溉之需;同时也解决了城市民用淡水的供应问题。苏轼治湖，他也曾列举五大好处，其中具有较大实际意义的四条是： 灌溉，民饮，助航，酿酒。以灌溉而言，放水一寸，可灌官河两岸田一千五百多亩; 以酿酒而言，用西湖水造酒，质好味醇，每年所缴酒税达二十余万缗，占全国第一。这是只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兼备的“市长”才可以算出来的账。可是虽有这么多的好处，苏轼后来还是被一个叫贾宜的御史参了一本，这位贾“检察官”告御状说苏轼挪用公款，治西湖是为自己的游赏作乐。在中国中古农业社会里，治水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小事，更不单单是一件技术性的工作，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在事实上就是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事项，所以历朝历代都把治水看得如此重要。中外史学家都关注古代治水的经验，写出不少文章著作，对此进行详细讨论。显然，白、苏治湖在中古社会里并不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苏轼对西湖山水也是十分钟爱。据说，他常常带一两名老兵，从涌金门下船游湖，然后在对面登岸，游于灵隐、天竺一带，至傍晚才骑马从钱塘门回城。他一生留下的咏叹西湖山水的诗词多达数百首，他的弟弟苏辙说苏轼在杭州“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苏轼以大诗人之笔，在白居易之后再次把西湖之美大规模、大范围地传扬开来。前人说“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不是虚言。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县人。两人都不是杭州人，但都在杭州找到了自己灵魂上的山水朋友。而文明悠远的杭州，展开双臂拥抱了这两位第一流的诗人兼“市长”。白、苏在杭州时，与当地的风雅之士诗酒唱和，佳话连篇。当白居易离别杭州时，杭人扶老携幼，提着酒壶，万众夹道，洒泪送别。苏轼在任湖州刺史时因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而被捕，杭州百姓念起他在杭为官时的种种好处，就公开为他做了道场，祈求神明呵护他。所以当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他会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的喜悦。山河助兴，让白居易、苏轼创作出数以百计的美妙诗文，为中华文艺谱写新的华章。而他们美好的清词丽句又为西湖山水画龙点睛，唤醒了沉睡的西湖之美。假如湖山有灵，这个灵魂首先是由白居易、苏轼浇铸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清雅、飘逸、淡泊、博大的人文气象以诗文、以逸事注进了杭州和西湖。

 

 

白居易对着坐在松树上参禅的道林和尚戏言： “大和尚，你坐在高处太危脸啦! ” 道林回答道： “名缰利锁作怪，官场风浪难测，太守，你比我更危险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