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方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在从洛阳回华州途中写出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回到华州以后，深感肃宗昏庸、专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濒于破灭，因而不愿作那个一筹莫展的华州司功参军的官儿了。他在《送樊侍御》诗里说：“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到了这年七月，便弃官西行，带着家小离开了饥民遍野的关中，往秦州(今甘肃天水)逃荒。“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里的这两句，充分表现了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诗人对他要忠的那个君感到了极大的失望，从而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进一步接近了苦难深重的人民群众。

由于衣食无着，诗人又由秦州而投奔同谷、由同谷而投奔成都。上元元年(760)的春天，经过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第二年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饱经战乱之苦的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曾经画了一幅《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图》，并且题了一首诗：

雨卷风掀地欲沉，浣花溪路似难寻。数间茅屋苦饶舌，说杀少陵忧国心。

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是忧国忧民的情感。郑思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这首诗可划分为四节。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一、二句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一岁四行役”，颠沛流离，间关万里，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这个怪物却故意与诗人作对，怒吼而来，“卷”起一层茅草，又“卷”起一层茅草，看来不“卷”光不肯住手，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这两句，“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是“赋”体”;然而也可以说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或“以此物比彼物”，兼有“比”、“兴”的意味。“茅飞渡江洒江郊”，这是个单句，应该用冒号，冒下两句。“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这才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抒情达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头儿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哩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节五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有的“挂罥长林梢”，有的“飘转沉塘坳”，眼看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有权有势有力量，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中的“能”字跟“恁”字相同，作“这样”讲。这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竟然忍心在我眼前如此这般地做贼!不过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他们的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因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这个单句，总收一、二两节。诗人用字的准确、生动、经济，不仅表现在个别字句的锤炼上，而且表现在前后文的补充、照应上。在第一节里只写秋风横暴，卷茅渡江，并没有写风向;而在第二节“南村”一句中只用一个“南”字，就把风向(由北而南)以及茅屋的位置(坐落在江北)点得一清二楚。同样，在第一节里，只用了一个“我”字，连“我”在屋内还是在屋外都没有涉及，而第二节末尾的“归来倚杖”句则“一身而二任”，告诉我们在“归来(回到屋里)”之前，诗人是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的;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也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按照诗人的逻辑，世风的浇薄其根源在于没有像“尧舜”那样的“明君”，所以他平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理想，早已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一再碰壁，接近破灭了;而风俗浇薄的事实，则从“朝叩富儿门”以来见了不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富家酒肉臭，战地骇骨白”;“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诗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但他的感受却是具体的、深刻的，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他在此后写的《遣遇》诗里说：“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也可与此相映证)。所以，如果认为诗人“叹息”的仅仅是自己的不幸，那就既不符合诗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际，更无法准确地把握这首诗的完整形象和有机结构。有人认为这首诗的结尾五句是概念化的、勉强安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就是由于没有找到前后文的有机联系的缘故。

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醮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霑湿”的现实。华州弃官之后，诗人曾写过“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的诗句。“自经丧乱”以来，就忧国忧民，经常失眠，加上“长夜霑湿”，又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杜甫是一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迫切要求改造现实的伟大诗人。和这一点相关联，他在许多批判现实的诗篇的结尾，往往用“安得”二字引出他的理想和希望。例如《洗兵马》的结尾：“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石笋行》的结尾：“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石犀行》的结尾：“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忙!”《王兵马使二角鹰》的结尾：“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遣兴》的结尾：“安得廉颇将，三军同宴眠!”《光禄坂行》的结尾：“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只今多拥隔!”《昼梦》的结尾：“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则以“安得”二字直贯下面的三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霑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林斯基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仗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得具有典型性，总得写典型事物。如果“吾庐独破”，而普天下人都住在“广厦”之中，“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描写“吾庐独破”，仅仅为自己的痛苦而叹息，而怨愤，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从天宝后期、特别是从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备受战乱、饥荒和暴政的侵凌，异常穷困，异常痛苦。只要读一下杜甫从《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以来的编年诗，就知道他不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痛苦，而且在探索痛苦的根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写的个人的痛苦生活，也是有典型性的，他通过狂风破屋、布衾似铁、长夜霑湿等一系列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社会的痛苦，并且探索这种痛苦的根源，希望解除这种痛苦。如何才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呢?这问题，是需要从政治上得到回答、得到解决的。诗人自己也不断提出解决的办法，诸如“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等等。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开不出医治病根的药方;然而他忧国忧民的炽烈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却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作用。

有人抓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句中的“寒士”一词大作文章，硬说杜甫关心的只是“士”这一阶层，并没有关怀劳动人民。这未免太机械了。第一，杜甫此后在夔州所写的《寄柏学士林居》诗，以“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收尾，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相似，但却用了“苍生”，说明杜甫关心的不限于“士”。这里所用的“寒士”，与诗的音调有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虽然是一篇古体诗，不像近体诗那样严格地讲平仄，但古体诗又有古体诗的特殊音调。在七律形成之后作七古，除了通篇押仄韵或分组换韵的作品可以用律句而外，一般要避免律句。杜甫、韩愈等为了避免律句，喜欢用一些特定句式，即“三字脚”(每句的末三字)处作“仄平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如果用“平平平”，那么上一字一般要用仄声字。即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卷我屋上三重茅”、“风雨不动安如山”和这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就都是这样的。寒，这是个平声字，它是从前面的一系列描写中概括出来的，不能更换;“俱欢颜”三字，又都是平声。所以，“寒”字下面如果不用仄声字“士”，而用平声字“人”，那就接连五字都是平声，全句的音节就不够响亮、和谐。白居易《新制布裘》诗的结尾：“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这显然是受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影响写成的，但他并没有用“寒士”，却用了可以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寒人”。很清楚，这和押韵有关，决不能据此说明杜、白的阶级立场有什么差异。王安石《子美画像》诗中赞扬杜甫的句子“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直接吸取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内容，却没有用“寒士”，而是用了与“百姓”一词内容近似的“赤子”。很清楚，这和诗句的结构有关，决不能据此说明杜、王的阶级倾向有什么不同。

第二，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之一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正像通过“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描写来反映安史之乱以来的社会苦难一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决不是只希望盖些高楼大厦，让“士”们住进去享福，而是希望天下大治，物阜民康。不然，对于“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征伐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霑臆”之类的诗句，又作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