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吏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围攻叛军安庆绪据守的邺城(今河南安阳)的九个节度使官军，由于叛军史思明援军的到来而溃败。郭子仪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洛阳震动。这时，杜甫由洛阳探亲返回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任所，途经新安县(今河南省境)，见到抽中男(少年)服役的惨状，于是写了这首诗。在这次旅途中还写了《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以及《无家别》等一组共六首新题乐府诗。后世称它们为“三吏”、“三别”。这组诗同《丽人行》、《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一样，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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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层次结构分明，前半与后半两大段，前段对当权者的揭露与讽刺;后段，则对应征者的劝慰与鼓励。

第一段(“客行”至“哭声”)：讽当权者

这段又有二层意思：

第一层(“客行”至“王城”)：路遇“点兵”情况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首句的客，是第三者泛称，此杜甫自指。点兵，按照名册征兵。更无丁，杜甫问新安吏：你这里岂无壮丁可抽遣?更，岂;丁，指成丁、壮丁。唐代实行府兵制，称征兵文书为府帖。据《唐六典》(卷三)：“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二为丁，六十为老。”后来改为：“百姓宜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为成丁。”成丁才服兵役，因无丁可征，挨次抽中男。故云“次选中男行”。此处的王城，指唐王朝东都洛阳，周代的王城。

这八句大意是说：

诗人正在新安道上走着，听到一片喧闹声，原来是在抽丁应征。诗人请问新安吏：“这小县难道没有壮丁了?”吏答说：“昨夜刚下了征兵文书，将按次选取中男应征出行。”杜甫听了，不禁感叹说：“中男年小体矮，靠什么去守东都洛阳呵!”

第二层(“肥男”至“哭声”)：征夫语别惨景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伶俜(língpīng铃乒)，孤零零样子。肥男、瘦男，用东汉赵孝语。据《后汉书》云：“赵弟礼为贼所得，将食之。赵孝自缚诣贼曰：‘礼饿羸瘦，不若孝肥饱。’贼感其意，俱舍之。”此处借以讽刺当权者不管民之肥瘦统统强行征召。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

不管肥男或瘦男，也不管有无母送，统统强行征召入伍。在傍晚时，被征发的新兵全都带走了，就如东流的白水只顾前行;而青山间却还萦绕着送行者的哭声。这是当时送别双方呼天抢地的现场惨景留下的余波，即是说：天地岂无情，青山白水也为之呜咽不止。

第二段(“莫自”至篇末)：对征人的劝慰

在这一大段中，诗意有一个大的转折，即从揭露讽刺转为对征人及其家人的劝慰。并且劝慰之辞十分恳切，一层深一层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劝解与宽慰。全段十六句，几乎每四句各含有一层意思。且看诗人是如何解劝的? 有“四劝”——

　　　一、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先劝其不要因哀而伤体，即使把眼泪都哭干了，也不会有人同情的。这是诗人代当事者(征人及其家人)抒发怨情，并暗示朝廷无情。

　　　二、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再说战争指日可平，至于失利是偶然的、暂时的。相州，即邺城(即今河南安阳县)，是时为叛军安庆绪(安禄山之子)所据。诗歌于此，不言“失败”，也不说“败军”，而以“归军”称之;对溃败，且以星散营称之。这确是良苦用心，不使征人闻之气馁，不利于平叛的军事行动。故用这种含蓄说法。事实怎样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载，其大意是：乾元元年(758)，郭子仪等九个节度使率军二十万围攻相州安庆绪，终未攻下。二年三月，史思明带叛军五万自魏州来援，时正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唐军大败，各节度使都退回本镇，只有郭子仪独自留军保卫洛阳。诗人那种含蓄说法，是想说明这次征兵，实在出于无奈。

　　　三、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又说，新兵此去离家不远，且工役(如挖壕、牧马等)不重，更无危险。就粮，犹言“就食”，且近在营地，即故垒。练卒旧京，是说训练兵卒就在洛阳旧都。不到水，是指挖壕不深。

　　　四、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最后指出，出师有名，统帅“如父兄”，定能克敌制胜，切勿“泣血”。泣血，形容过分悲痛。仆射(yè夜)，指统帅郭子仪。郭子仪治军深为兵士爱戴，视其为父兄。据史载：“……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见《通鉴》)

这番宽慰之辞，真可谓至诚至切，说理层层逼进，造语句句剀切，无字不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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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安吏》在艺术上，历来得到肯定，众口称赏。认为“《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明·王应麟语)又有说，杜诗的笔力用在“言内”，其深意溢于“言外”。

然而，此诗之题旨是什么?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古今都有一些不同看 法。

明人张綖在《杜诗通》中曾说：

　　　凡公此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武，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之，则慰之哀之。若 《兵车行》、前后 《出塞》 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 《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 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今人的说法不甚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唐诗选》(余冠英主编)认为：这首诗“把对统治阶级的谴责和对人民从军的鼓励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认为：《新安吏》等“六首诗写途中亲见亲闻的事实，真实地反映出战乱时代人民的痛苦，表现了作者高度同情人民和怀念时局的心情。”

《唐诗鉴赏辞典》认为：“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了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诗今选》(程、沈合注)的看法，与《唐诗辞典》基本相似。今人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此从略。

我认为明人的评价比较中肯，既全面又深刻。《唐诗辞典》等的看法，大体与“张说”相仿，只是其深刻性尚不够。《新安吏》，还有《新婚别》等诗，不仅仅客观主义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现实本身矛盾”，也不只是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其实，作者在自己诗中已经比较妥善地加解决了，并不是如有些评论者所说那样，采取骑墙的“二元论”态度。

这就是说，对于眼前的诸多矛盾，如安史乱国、朝廷不恤民命、基层役政黑暗和民众遭灾而哀痛无告等等，都摆了出来，让它们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加以排比，并分出主要的次要的、更主要和更次要的(如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找出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妥善安排与解决。此以《新安吏》一诗为例，诗歌对于朝廷举兵平叛的军事行动(即战争)，认为是国家、民族大义所在，是第一位的。因此，明确肯定“王师”的讨伐，即然暂时溃败，也说成“归军”、“星散”，不至令人丧气。在此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君王的昏愦，予以婉讽(如明说“天地”，暗示“朝廷”)，甚至帮助掩盖失败真正根源。对于下层执行中的黑暗吏治，加以适当的揭露，但不穷追猛打，深挖见骨(如“客吏问答”若干诗句)，权作隐忍;至于对人民遭受的苦难，诗人一面真正地给予极大的同情，一面又晓明利害，提高认识，含悲忍泪地对征夫及家人进行富有感染力的劝慰与鼓励。在劝慰中，诗人立足点的高度和言辞的真情恳切，是十分感人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