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①。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②,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注〕　①龙文虎脊:龙文、虎脊,都是毛色斑驳的骏马,用以比喻瑰丽的词采。历块过都:语本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吕延济注:“言过都国,急如行一小块之间。”这里略变其意,是说历田野,过城市,指长距离的奔驰。(“块”,可作土地解。《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见尔曹”,意谓相形之下,就能见出高低。②晋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或看翡翠兰苕上”,语即本此。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记述身边琐事,凡能表现于其他诗体的,他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
        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之作,也缺乏被诸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读之情味盎然,有如围炉闲话,剪烛论心;无论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骂,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
        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画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
        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戏为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晋郭璞《游仙诗》)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惊采绝艳,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南朝梁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不囿于一家,虽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自己的创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此其二。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戏为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清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贞一斋诗说》),正在于此。明乎此,这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也就不烦辞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