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
        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 自画其所见者乎！
        

———《苏轼文集》

        
        苏东坡论文学艺术，多次强调要“得心应手”。如《答谢民师书》论写作，对客观的事理、物理的奥妙要求先能够抓得住，“了然于心”，但这东西如风如影，无形无质，把捉不住，做到这点已很难，虽“千万人而不一遇”的；还要进一步“使了然于口与手”，就更难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论绘画，说他自己已经得了文与可所传的画竹理论与方法，“心识其所以然”，但仍是“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乃“不学之过也”，艺术修养还没有到家。也是难。
        这一篇《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说的还是同一个问题，举的则是成功的例子。李伯时，名公麟，北宋名画家，晚年退居龙眠山，自号龙眠居士，画有《龙眠山庄图》。苏辙有《题李公麟山庄图二十首》。诗序云：“伯时作《龙眠山庄图》，由建德馆至垂云沜，著录者十六处。自西而东凡数里，岩崿隐见，泉源相属，山行者路穷于此。道南溪山，深清秀峙，可游者有四：曰胜金岩、宝华岩、陈彭漈、鹊源。以其不可绪见也，故特著于后。”由此可以略知图的大概。他何以能把《山庄图》画得那样逼真，“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的呢？显然，李伯时不是靠一样一样地强记然后画出来的。他实在太熟悉自己的山庄了，已达到“了然于心”的一步，是“天机之所合”（天机，人的天生官能）。这句话有些玄。好在东坡在前面有个通俗的解说：饮酒（虽然是在醉中），必用口（不以鼻）；拿东西（虽然是在梦中），必用手指（不以趾）。这是出于本能。与此相似，伯时把山庄融入“心”里，运用“心之官则思”的本能，故不必苦苦强记，加以艺事精熟，画出来自然“合”了。由此想起了《庄子·养生主》所述的庖丁解牛之事。庖丁为梁惠王解 剖牛之时，已经历了多年操作锻炼，做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不必察看就知道肉间纹理、经络走向所在，以及肉与骨、骨与骨的交接处，顺着下刀，一举成功，骨肉离解，刀刃不伤。其中有“道”，超过了“技”的范畴了。李伯时之用“心”认识山庄道路景物，犹如庖丁之以“神”认识牛身骨肉结构，所以说“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
        当然，《山庄图》是艺术画，同导游示意图大不一样，理解了还要画得好，“形于心”还能“形于手”。李伯时是有“道”又有“艺”的。除了《山庄图》画得如此真实之外，东坡还提到了他画《华严经》中所叙之佛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山庄图》是凭直接经验画的，“华严相”是凭间接经验画的，都获得了成功。东坡以此证其“得心应手”之说，很有说服力。
        绘画、写文章，都应追求并达到这种境界。东坡另有一篇《跋子由栖贤堂记后》，说：“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子由写的，与伯时画的，都能对所要表现的景物绘形摄神，使观之者如临其境。文学、艺术，理正相通，成功者莫不体现了“心手相应”的道理。东坡的这条“理”，也是得自父亲所传。苏洵的《上田枢密书》，提出作文先“致思于心”，然后“得之心而书之纸”。东坡则说得更深刻，表述得也更具体，至今读之，还觉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