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江城子(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
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四十五岁,因“乌台诗案”得罪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次年春夏之际,苏轼生计困难,在老友马正卿帮助下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耕种,以补食用之不足。苏轼因此自号东坡居士。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间,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东坡志林》卷四)。元丰五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感到满意自适,有似晋代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曾”同“层”。层城,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最高级,此指江西鄣山,在庐山北),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苏轼以为东坡雪堂初春的情景宛如渊明斜川之游,因有此作。
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党争的恶果,它是苏轼仕宦以来所遭受到的空前严重的政治打击,几被置之死地。谪居黄州期间,他冷静思索和探讨了许多问题,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艺术上也开始追求平淡的趣味。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恬静闲适的田园趣味,平淡朴质的诗风,对于躬耕东坡的苏轼变得亲切起来。他这时认真地研读陶 渊明诗,并在诗词中多次表现出对渊明的仰慕之意。在这首《江城子》词中,苏轼仿佛与渊明神交异代,产生了共鸣。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同上文),给人以超世遗物之感。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呢?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 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四十五岁,因“乌台诗案”得罪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次年春夏之际,苏轼生计困难,在老友马正卿帮助下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耕种,以补食用之不足。苏轼因此自号东坡居士。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间,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东坡志林》卷四)。元丰五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感到满意自适,有似晋代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曾”同“层”。层城,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最高级,此指江西鄣山,在庐山北),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苏轼以为东坡雪堂初春的情景宛如渊明斜川之游,因有此作。
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党争的恶果,它是苏轼仕宦以来所遭受到的空前严重的政治打击,几被置之死地。谪居黄州期间,他冷静思索和探讨了许多问题,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艺术上也开始追求平淡的趣味。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恬静闲适的田园趣味,平淡朴质的诗风,对于躬耕东坡的苏轼变得亲切起来。他这时认真地研读陶 渊明诗,并在诗词中多次表现出对渊明的仰慕之意。在这首《江城子》词中,苏轼仿佛与渊明神交异代,产生了共鸣。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同上文),给人以超世遗物之感。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呢?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 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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