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纵笔三首》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原文】
【鉴赏】
这三首诗是苏轼六十四岁时在儋州(治所在今海南儋县西北,辖境在今海南岛西部地区)作。第一首自嘲衰老。首句,写处境寂寞,衰病成翁。次句,以风吹“萧散”的白须申述衰老。“霜”字既显须白之色,又带凄寒之气。这二句使人感到萧飒可伤。后二句忽借酒后脸上暂现红色一事,表现轻快的情绪,诗境转为绚烂。白居易《醉中对红叶》诗:“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陆游《久雨小饮》诗:“樽前枯面暂生红。”也是写“醉面”之“红”,但直接指出不是“真红”。苏轼此诗,先写旁观的肯定,再写自己的否定,用笔较为曲折,也显得洒脱。“小儿误喜”,可能是儿子安慰父亲的话,更可能是诗人故作设想之辞。因为这时候,随侍诗人身边的儿子苏过,年已二十八岁,不会幼稚到把“酒红”当作“真红”,但诗人为了表达欢悦的心情,有意借儿子的话引来“喜”字;儿子之喜又引来他的“一笑”。但在“朱颜”与“喜”之前,先着一“误”字;经过“一笑”之后,又点破“朱颜”原是“酒红”。对儿子之喜的否定又不免回到对衰老的肯定。这里,诗人的情绪改变了,诗境改变了,但前面所写的可伤之事并没有改变。
诗篇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情绪的变化,色彩的变化,内容的反复的否定和肯定,表现了诗人能用达观的态度、风趣的笔墨去对待和描写引人感伤之事,显得曲折坦荡,情趣风生,有过人的胸襟和笔力。
第二首,描写处境寂寞。前一首从寂寞写到热闹,这一首则从热闹写 到寂寞。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目前虽然像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角巾是隐士们喜戴的头巾,屡见于《晋书》;乌是黑色,杜甫《南邻》诗有“锦里先生乌角巾”之句。“现宰官身”,语出《法华经》,宰官,泛指官吏,用典无痕。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屡受贬谪,但他才名极大,贬谪时经常有人欢迎他。他在黄州时如此,在惠州时也是如此,他诗中就有“到处聚观香案吏”、“父老相携迎此翁”之句。在儋州,“父老争观”,想来也非止“曾现宰官身”之故,而该是他的文章、气节之名,也略传到海南中来。父老的亲近足以自豪,但说“缘”(因为)的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弥见悲凉。一阵的热闹过去之后,“路人”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在“数”这些“路人”,加以“斜阳”、“古路”,只身“独立”,真是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与悲凉自在物象中见出。试想一个才高一世,在文坛、政坛都能大显身手的苏轼,落到这种境地,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幸,就国家来说,又是何等的不平!但诗人却不自嗟叹,而用自我欣赏、自我回味的心境来对待它。他的旷达胸怀形成了一层浓灰,盖着内心的不平之火,不使火气外露。但就读者感受说,这层浓灰只会把火的温热保持得更深微、更长久。
这诗的成功之处,就是能用恬淡的笔触,不露痕迹地来反映悲凉情境,蕴蓄着身世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平,高情远韵,余味悠然,而客观上却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同情和为之产生愤慨。
第三首,写和儋州人民的深厚感情。起句写北方船只不到,儋州米价贵了起来,有“米珠薪桂”之慨。儋州当时耕种落后,产米很少,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小序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稻,不足于食。”所以“北船不到”,米价高涨是必然的。次句写在上述情况下,诗人半月不得 醉饱,这也是实况,参看他在儋州其他诗作可知。后二句写明天是东邻祭灶之日,他们和诗人感情极好,必然会以祭品相饷。膰,本义为祭肉,这里作动词用,指送祭灶品,即送“只鸡斗酒”。“只鸡斗酒”语出曹操《祭桥玄文》,切合祭品,可见用典精当。上二句写自己的窘况,也写儋州的环境;后二句写诗人对邻人的信赖,从一件具体小事侧面反映他和儋州人民感情的深厚。
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是以直截之笔写真率之怀。它直写诗人的渴酒思肉,直写对邻人送酒肉的期待,毫不掩饰,毫不做作,正如纪昀所评的“真得好”。诗写求酒肉,又写得这样真而不鄙。是否不鄙,就要看其“全人”,有待于“知人论世”了。苏轼其人,写此诗当然配得上称“真”,称“好”,称“不鄙”。
《纵笔三首》是苏轼晚年的白描好诗,第一首以风趣胜,第二首以含蓄胜,第三首以真率胜,共同的特点是作者胸怀旷达坦荡,诗篇笔调恬适闲远,情韵俱佳。王文诰评:“此三首平淡之极,却有无限作用,未易以情景论也。”它的“作用”,正在于诗篇所体现的作者心境与诗境的超旷闲逸,值得人们学习。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鉴赏】
这三首诗是苏轼六十四岁时在儋州(治所在今海南儋县西北,辖境在今海南岛西部地区)作。第一首自嘲衰老。首句,写处境寂寞,衰病成翁。次句,以风吹“萧散”的白须申述衰老。“霜”字既显须白之色,又带凄寒之气。这二句使人感到萧飒可伤。后二句忽借酒后脸上暂现红色一事,表现轻快的情绪,诗境转为绚烂。白居易《醉中对红叶》诗:“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陆游《久雨小饮》诗:“樽前枯面暂生红。”也是写“醉面”之“红”,但直接指出不是“真红”。苏轼此诗,先写旁观的肯定,再写自己的否定,用笔较为曲折,也显得洒脱。“小儿误喜”,可能是儿子安慰父亲的话,更可能是诗人故作设想之辞。因为这时候,随侍诗人身边的儿子苏过,年已二十八岁,不会幼稚到把“酒红”当作“真红”,但诗人为了表达欢悦的心情,有意借儿子的话引来“喜”字;儿子之喜又引来他的“一笑”。但在“朱颜”与“喜”之前,先着一“误”字;经过“一笑”之后,又点破“朱颜”原是“酒红”。对儿子之喜的否定又不免回到对衰老的肯定。这里,诗人的情绪改变了,诗境改变了,但前面所写的可伤之事并没有改变。
诗篇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情绪的变化,色彩的变化,内容的反复的否定和肯定,表现了诗人能用达观的态度、风趣的笔墨去对待和描写引人感伤之事,显得曲折坦荡,情趣风生,有过人的胸襟和笔力。
第二首,描写处境寂寞。前一首从寂寞写到热闹,这一首则从热闹写 到寂寞。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目前虽然像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角巾是隐士们喜戴的头巾,屡见于《晋书》;乌是黑色,杜甫《南邻》诗有“锦里先生乌角巾”之句。“现宰官身”,语出《法华经》,宰官,泛指官吏,用典无痕。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屡受贬谪,但他才名极大,贬谪时经常有人欢迎他。他在黄州时如此,在惠州时也是如此,他诗中就有“到处聚观香案吏”、“父老相携迎此翁”之句。在儋州,“父老争观”,想来也非止“曾现宰官身”之故,而该是他的文章、气节之名,也略传到海南中来。父老的亲近足以自豪,但说“缘”(因为)的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弥见悲凉。一阵的热闹过去之后,“路人”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在“数”这些“路人”,加以“斜阳”、“古路”,只身“独立”,真是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与悲凉自在物象中见出。试想一个才高一世,在文坛、政坛都能大显身手的苏轼,落到这种境地,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幸,就国家来说,又是何等的不平!但诗人却不自嗟叹,而用自我欣赏、自我回味的心境来对待它。他的旷达胸怀形成了一层浓灰,盖着内心的不平之火,不使火气外露。但就读者感受说,这层浓灰只会把火的温热保持得更深微、更长久。
这诗的成功之处,就是能用恬淡的笔触,不露痕迹地来反映悲凉情境,蕴蓄着身世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平,高情远韵,余味悠然,而客观上却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同情和为之产生愤慨。
第三首,写和儋州人民的深厚感情。起句写北方船只不到,儋州米价贵了起来,有“米珠薪桂”之慨。儋州当时耕种落后,产米很少,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小序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稻,不足于食。”所以“北船不到”,米价高涨是必然的。次句写在上述情况下,诗人半月不得 醉饱,这也是实况,参看他在儋州其他诗作可知。后二句写明天是东邻祭灶之日,他们和诗人感情极好,必然会以祭品相饷。膰,本义为祭肉,这里作动词用,指送祭灶品,即送“只鸡斗酒”。“只鸡斗酒”语出曹操《祭桥玄文》,切合祭品,可见用典精当。上二句写自己的窘况,也写儋州的环境;后二句写诗人对邻人的信赖,从一件具体小事侧面反映他和儋州人民感情的深厚。
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是以直截之笔写真率之怀。它直写诗人的渴酒思肉,直写对邻人送酒肉的期待,毫不掩饰,毫不做作,正如纪昀所评的“真得好”。诗写求酒肉,又写得这样真而不鄙。是否不鄙,就要看其“全人”,有待于“知人论世”了。苏轼其人,写此诗当然配得上称“真”,称“好”,称“不鄙”。
《纵笔三首》是苏轼晚年的白描好诗,第一首以风趣胜,第二首以含蓄胜,第三首以真率胜,共同的特点是作者胸怀旷达坦荡,诗篇笔调恬适闲远,情韵俱佳。王文诰评:“此三首平淡之极,却有无限作用,未易以情景论也。”它的“作用”,正在于诗篇所体现的作者心境与诗境的超旷闲逸,值得人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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