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注〕　①疲苶（狀犻é聂阳）：疲倦，劳累。
        【鉴赏】
        此二诗是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八、九月间东坡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东坡三十九岁。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於潜，浙江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东坡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踰月， 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京东旱蝗，“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东坡因捕蝗至於潜，作此二诗寄子由，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第一首写捕蝗所感。首二句写蝗灾严重情况。飞蝗成阵，像弥天塞地的烟雾自西方蜂拥而来，虽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样迅猛、密集。东坡本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追叙这段情况说：“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其至於潜，又有《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诗云：“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此诗用一“塞”字、“遍”字，极写蝗势之烈。
        三四两句痛斥当时官吏蓄意隐瞒灾情，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为。当时京东一带的某些地方官为了献媚执政，美化新法，竟公然隐瞒灾情，虚报“蝗不为灾”，甚至还宣称蝗虫能“为民除草”。诗人对这种鬼蜮行径，义愤填膺，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用自己亲身见闻，大声疾呼地加以驳斥说：（轼）“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凡三万斛。然吏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虫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诗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针对这一事实，为民请命，发出的愤怒呼声。诗人用揶揄的口吻说：既然你们矢口否认事实，说什么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虫不但不能为灾，反而会帮助农民除草；但蝗灾却是铁的事实，否认不了；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只能说是我这个倒楣鬼给带来的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三四句喷薄而出，如闻其声。
        五六句言为吏辛苦，欲诉无门，因而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乌衔肉”用黄霸事。《汉书·黄霸传》说，黄霸为颍川太守，派了一个长年廉吏出外察访，嘱咐他要保密。这个廉吏不敢住宿邮亭，只好在路边弄饭吃，却碰上“乌攫其肉”。这事被人看见，告诉了黄霸。那廉吏察 访回来，黄霸一见面就向他慰劳说：“你真辛苦了，在路边弄饭吃，老鸦衔走了你吃的肉！”东坡用此事，言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风餐露宿，深感为吏之苦，欲诉无人，因而很想和子由谈谈；而山川阻隔，寄书无由，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书”用陆机事。《晋书·陆机传》记陆机在洛阳，常靠一条骏犬和家里人往来传达书信。二句用事精切，对仗工整，增加了语言表现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事上来，说自己虽然满腔义愤，欲诉无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灾的善后工作，这股傻劲，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了。东坡的可贵处，正是这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为人民做好事的积极精神。他晚年在写给老朋友李公择的一封信上说：自己“虽怀坎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则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一个伟大诗人，是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
        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自己久不登山，今天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荦确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自己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逢一杯村酒，犹能醉舞淋浪，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时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巇崄，以及眼前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自己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忿懑……这一切，不觉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真是感慨系之矣。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想到今天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０２不禁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似的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东坡用此事，也和当天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东坡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东坡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自己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东坡在去杭赴密道中寄给子由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今天因捕蝗疲苦这个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不觉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第一首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应该看到，在东坡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不过各有侧重耳。《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东坡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东坡的痛苦所在。当然，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是也要看到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因此，不能因为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读东坡这两首诗，应更多地着眼于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两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激，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