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空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道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鉴赏】
        刘孝叔名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至“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初即位，鉴于宋王朝同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当然是夸张写法；但熙宁七年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熙宁七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可见“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扬子鱼）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 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聚集。“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指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赋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指手实法，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搜求挑取）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恻怛）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凤将雏》是汉代乐曲名。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自己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比数：相提并论）；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旱蝗相仍，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赋》），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乃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 “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我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我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吗？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遣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厕身渔钓；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簪组）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自己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圜说，去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自己定（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将弃官，到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之大道。或进或退，自己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初祖指初传禅宗至中国的达摩。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自己的指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竽，自然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之州呢？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个人处境既是这样艰难，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叫做“变化不可纪极”，这就叫做“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讼牒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 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喻任知州，读起来反觉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