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儒家经典之一，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晋杜预把它和孔子的《春秋》合在一起，用它来解释《春秋》，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省称《左传》。作者相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是孔子同时或稍后人，生平事迹不详。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丘左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而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所有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唐以后学者始有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者。唐赵匡以为作《左传》的左氏与《论语》上所说的左丘明是两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如史佚、迟任等见称于当时;左氏盖与公羊氏、谷梁氏相似，都是孔门以后的门人。(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义益章》)宋王安石曾撰《春秋解》一卷，证明左氏非左丘明凡十一事。宋郑樵《六经奥论·左氏非丘明辨》更设八验，以为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国时楚人。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系汉刘歆由《国语》篡改而成。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近代研究者多认为此书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书中记事用夏历，以《春秋》为记事提纲，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个鲁君的世次来记载。始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四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它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史书，又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它表现了初期的民本思想，其次是爱国思想;它对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领主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作了有力的揭露;对暴君的凶残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当时一些为人民作了一定贡献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了尽情热烈的歌颂。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作了一定的记载。但书中也有严重的缺点，主要表现是对于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及宗教迷信的宣扬。其主要艺术成就表现在：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文辞生动优美，议论精辟深刻，而且描绘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善于用委曲尽致的笔调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和娓娓动听的外交辞令。唐刘知几盛誉道：“左氏之叙事也，述行事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对它的注释，著名的有：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清刘文淇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和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朱东润的《左传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