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吏》

组诗“三吏”篇名。唐杜甫作。宋王回《王深甫集》：“乾元二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围安庆绪于邺。时不立元帅，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师遂溃于城下。诸节度各还本镇，子仪保河阳，诏留守东都。此诗盖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将，有推毂分阃之命，否则弃其师于敌也。虐至于无古，如诗之所憾，其君臣岂不皆刺哉?然子仪犹宽，得罪，故卒章美焉。”明张綖说：“凡公此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可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明王嗣奭《杜臆》：“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止着一‘哭’字，犹属‘青山’，而包括许多哭声，何等笔力，何等蕴藉!”清浦起龙《读杜心解》：“《新安吏》，借提邺城军溃也。统言点兵之事，是首章体。如《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则各举一事为言矣。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起处不叙初选正丁，突提次点中男，见抽丁之极弊。‘天地无情’，固是为朝廷讳。然相州之败，实亦天地尚未悔祸也。篇中‘守王城’‘守旧京’，皆清戍守眉目处。”今人张碧波、邹尊兴《新编唐诗三百首译释》：“写人民之痛苦，哀中男之征丁，忧国家之危难，恨统治者之残暴无情，种种复杂感情最后统一在保卫国家这一点上，构成全诗悲愤，宽慰，鼓励，曲折沉郁，顿挫跌宕的特点。”今人余恕诚说：“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五言乐府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去年冬天，官军攻叛贼所据邺城受挫，为补充兵员，他们大肆抓丁拉夫，此时作者从洛阳返回华州，途经新安，感于新安县吏强征兵丁，而作此诗。诗中通过新安县吏强征“中男”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揭露了唐朝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歌颂了广大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忍受痛苦应征入伍的爱国精神。诗篇组织严谨，叙述生动。先用问答形式，提出征集“中男”一事，继而描绘送行时的悲哀场面，然后又转向人们，进行安慰与劝勉，最后忍泪含笑，鼓励大家，用心可谓良苦。感情时而激愤，时而缓和，委婉恳挚，笔势曲折往复而又一气流转，读来恺切动人。清沈德潜评论说：“咏身所见闻事，运以乐府神理，惊心动魂，疑鬼疑神，千古而下，何人更能措手?”(《唐诗别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