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之战》

此文选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者相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题目为后人所加。清浦起龙《古文眉诠》说：“是传也，成晋霸也，春秋大战第一也。分四大支。开局一支，以曹、卫为媒，以齐、宋助采;正局二支，一在未战前步骤生波，一在临战时出阵整变;收局一支，尊王以正名，锡命以张伐。通篇文德军机，奇正相辅。山岳动摇之事，部州居次之文。”清林云铭《古文析义》说：“篇中写子玉处，只是粗莽;写文公处，只是谨慎;写原轸子犯处，只是机变。至写两军交战处，觉楚之三军，各自为部，可以惊而退，可以诱而进;而晋之三军如一身，指臂彼此互相接应，有常山首尾之形。成败之势自见。至晋文之谲，在致楚上断，和复曹卫、执宛春二事而已，与蒙马等无涉，不可不辩。”清刘熙载《艺概》说：“谓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所以然处着笔。”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晋楚城濮之战》说：“城濮之战，为春秋之世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之一战，亦即中原民族存亡所关之一战也。简言之，中原新兴势力，驱逐了自齐桓殂谢与宋襄败亡以来弥漫于中原之荆楚北侵势力，并压迫之使退归于荆楚之原有地区，不再侵害中原，造成中原一时安定之局势。设若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则中原自黄河以南，原已降服于楚者无论矣;楚之势力且可越过黄河以北而统治全部中国……晋文城濮战之战略，是诱致楚军劳师北上，而自己以逸待之。但此种战略，却用攻曹卫之政略以达成之。盖曹卫为楚之与国，楚若放弃曹卫，则其过去在中原之威望顿失，而其入侵中原之雄图亦将幻灭。此种政略战略之相互运用，诚属高人一等，此即以后孙子著书，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理也……楚成王信任令尹子交至二十余年之久，与厚遇晋文流亡时认为有国君子器，似亦颇有知人之明。但对城濮之战，使用刚忿躁急之子玉，昧子选将，卒至偾事。楚成王既决定释宋围撤谷戍以归于申邑，又放任子玉任其自由行动，足见楚成王之内心，颇有彷徨矛盾无所主宰之象，其致败殆为必然之事。楚将子玉刚忿躁急，浅薄恣肆，颠倒于晋人谋略之中而不自觉，犹傲然曰：‘今日必无晋矣’，是真偏隘之器也。吾人检讨子玉在城濮战挫败之由，约有数端。第一，他犯了忿怒兴兵之误。他因曹卫携贰与宛春被执，遂怒不可遏，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追随晋军。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似即由此战研究而得。明乎此，吾人当可知将帅心理平衡与头脑冷静之重要性。第二，他犯了骄敌轻盈之义。晋军之后退三舍，与晋文言词之谦恭，正所以使敌骄满而发生轻敌之事。而子玉却认为晋军怯弱而益自骄矜。易经师卦说：‘负乘致寇，弟子舆户’，盖以小人而居高位，器小易盈，骄肆轻敌，自必至败。”毛泽东《论持久战》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对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城濮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楚两国在城濮进行的战争，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役之一。楚是当时势力强盛的大国，晋国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由于晋文公能够较好地把握时局，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有力措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一举打败强大的楚军，获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此篇在详细记述战争始末的同时，还着重写了晋军取胜的原因：一是外联齐、秦，援救宋国，瓦解曹、卫，孤立楚国;二是君臣协作，共同对敌，晋文公知人善任，察纳雅言，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三是讲求战略战术，战前孤立楚国，战时先“退避三舍”，避其锋锐，然后分割敌军，各个击破。楚国则相反，依仗强大，侵凌弱小，以致孤立无援，君臣将帅互有矛盾，各有主张，子玉刚愎自用，不从楚王之命，不听士卒意见，轻举妄战，最终全军失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引述此战役为证，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的深刻道理。写作上，以简驭繁，文简事赅。作者以极简炼的笔墨，采用对照手法，把晋楚双方交错来写，从战前准备，到战后交代，层层写来，主次分明，象兵家布阵一样，有条不紊，写出了战争双方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过程，揭示了晋胜楚败的原因。通过人物的言行、心理变化和细节描写，展示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形象丰满，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