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

散文篇名。战国韩非作。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太史公自序》又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太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言游说之道为难，故曰《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然此篇亦与《韩子》微异，烦省小大不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 凡说难识情理，不当人主之心，恐犯逆鳞。说之难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乃为难。”清林云铭《古文析义》说：“题目是个‘说难’，通篇拿定‘难’字，层层洗发。……看来游说之术，从未有如此之描写曲尽者。”清余诚《重订古文释意新编》说：“世情极透，文笔亦古。说士不传之秘，尽行发泄。其结构之紧，变换之妙，顿挫关锁之精神，可为操觚家宝箓。”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说：“旧注：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今人张默生《先秦诸子文选》说：“此篇历陈谏说的种种困难，分析君主的心理变化，研究发言的方法及效率，可说是深刻而精微;不过与他篇稍异其致。在其他篇中，韩非以其犀利的眼光，痛陈时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处处表示不妥协的精神;而此篇则一改其本来面目，只求如何说动当时的人主，如何才不至触犯人主之怒，甚至卑身以进，亦所甘愿。莫非是择目的而不择手段吗?本来韩非是赞成君主专制的，政体既不能拿革命手段来改变，则一切国家大计，发号施令，仍须君主独裁。韩非处此无奈何的当儿，不忍祖国的沦亡，想行其法治主义，也只好择目的而不择手段了。不过篇中历陈人主之爱憎无常，疑虑百出，亦足见专制君主的淫威了。”今人冯其庸、芦荻等《历代文选》说： “作者反复剖析游说 ‘人主’之难，这种难，不在游说者本身的有无才能，而在于‘人主’之心难测，爱憎易变，弄得不好，便有杀身之祸”;作者将人主比作有逆鳞的龙，则“揭露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残暴”;“从另一方面看，这篇文章也在教说士如何文饰美化君主的坏事丑事，如何迎合君主的心理，这和儒家的坚持行道、不合则去的主张不合。这种思想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应该批判的。”此篇陈述游说君主之难和游说君主之术。作者认为，君主之心不易捉摸，而他们又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他们如同喉下有逆鳞的龙，若触犯了逆鳞，必定招来杀身之祸，由于游说者不能深知君心，往往动辄得咎，轻则见疑，重则遭戮;文章还从正面论述了游说之术;关键是善于揣摩并掌握每个君主的特点，对他们的意图不要违逆抵触，要不惜替他们文过饰非，甘心曲从逢迎，从而逐步取得君主的欢心和信任，最后做到使其言听计从。应指出的是，此种游说手段，根本不讲进退出处的原则和犯颜直谏的斗争精神，为卑污下流之政治投机者提供了身跃龙门之术，在历史上产生了不良之影响。韩非尽管对此道研究有方，最终也未能逃脱权臣暗算、人主猜凝的结局，竟惨死狱中。故汉司马迁再三嗟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本文组织严密，逻辑周严;论证游说之难，既有说理，又证以史实，兼用寓言、比喻，三者相辅相成，生动具体，切中要害;分析、揣摩君主心理，明察隐微，笔锋所向，使一切世俗人情无处藏身，充分体现了韩文锋芒锐利、严峻峭刻的特色。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说：“世情极透，文笔亦古。说士不传之秘，尽行发泄。其结构之紧，变换之妙，顿挫关锁之精神，可为操觚家宝箓。”可谓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