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先到过中国并留下记述的民族。马可·波罗有关东方富庶文明的浪漫行旅曾使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人大开眼界。自从新航路和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各国相继到东方殖民,一批欧洲传教士受教会和政府的委派来到中国,一方面传教,一方面考察中国社会,以服务于本国的东方政策,从而开始了有目的地研究中国的活动。当时航海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的意大利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孔子思想对耶稣教强有力的抵制作用和中国当时的国威,使传教士们感到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能采取强硬态度,只能研究了解和利用,甚至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妥协,而这一切首先必须对孔子思想作一番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于是开始了西方人对儒学的认识和把握的历史。利玛窦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1659年来华的殷铎泽于1662年将《大学》、《论语》等译成拉丁文,1669年出版《中国政治道德学》(即《中庸》译本),内附《孔子传略》。后殷铎泽于1687年与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鲁日满、奥地利传教士恩理格合编《中国之哲人孔子》(中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使西方对儒学的颂扬“达到了高峰”。孔子思想和中国其他方面的文化思想因传教士的介绍和提倡,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使欧洲由“神学时代”发展到“哲学时代”。当然,在孔子思想西传意大利的过程中,中国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据台湾学者张昊的研究,意大利的东方学院自1800年以来每年出版年刊一册,而此学院是由1732年回国的意大利教士马国贤始建的,1869年,有中国人“楚省郭栋臣”在此传习中文,编有《华学进境》(五卷)数十份,该书取材自《三字经》、《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大学》等,这无疑有助于意大利人对儒家思想的了解。
        传教士东来原本是被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推动,各国传教士的活动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意大利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是最早的,所以其传教士的活动在初期也就处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后来,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在近代西方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汉学研究中,其他国家后来居上,赶上并超过了意大利。因为这些国家在东方都占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出自殖民活动的需要都格外注意研究中国文化。不仅传教士研究,很多学者也进行研究。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独占的殖民地,感到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花太大的力量去研究中国,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淡漠下来。在欧洲,意大利的儒学研究逐渐让位于英、法、德等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出自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对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汉学研究便积极起来。中意文化学院的创立者马克尼议员除请汉学家讲中国文化史及《孟子》外,还各处请人翻译汉文书籍,如罗光主教便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吴宗文翻译了《孟子》。
        战后的意大利,因政治上的危机与经济上的凋敝,使之无暇顾及对儒学的研究。近年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影响的扩大,意大利仍感到有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必要。这一研究已逐渐转向对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对显得比较薄弱了,但也未完全放弃。战后仍不断有关于儒家思想方面的新译著出现,如意大利学者翻译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45年罗马出版了罗光主教的《儒家思想概要》,有的学者对《易经》进行了研究,1972年至1973年还在都灵出版了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著的《论孔子和基督教》。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日本和美国,则显得落后了很多,已经不再有儒学西传之初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