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奴俗,提倡个性解放
傅山批判了社会上的种种奴行奴俗:
(1)指斥丧失民族气节的“降奴”。在满族入主中原之时,傅山作为明朝遗民,心怀亡国之痛,常借古讽今,斥责那些卑躬屈膝、投降变节的行为。他集古来傅姓名人成《傅史》,其中对三国时的傅士仁变节痛加贬责,斥为“降奴”。又如,他借宋亡史实发表议论说:“当时中国不振,奸妖主和,使衣冠士夫屈膝丑虏,习以为常,碌碌庸奴无足言,……可惜以学士名贤往往充此奴役!……使老夫千古牙痒。”(《霜红龛集》卷二八)
(2)指斥推行专制主义的“骄奴”。傅山有诗句云:“顾彼骄强者,气皆奴婢扬。”(同上,卷四)指出那些奴役别人的骄强者,本质上是真正的奴才。
(3)指斥死守经传章句的“奴儒”,实指宋明理学家。他认为,理学家依傍门户,唯知诵说经传语录,而不能开拓新局,他说:“读理书,尤著不得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同上,卷三六)又说:“奴儒尊其奴师之说,闭之不能拓,结之不能觿。……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闻见,毫无闻见也,……见而不觉,则风痹死尸也。”(同上,卷三一)人们之所以忍受专制制度的压迫,正是由于这些奴儒的“奴论”起了麻痹人、欺骗人的作用。
(4)指斥因循守旧的“庸奴”。在以规行矩步、尊经好古为美德的时代,士子矫揉造作,好为大言而不务实际,略见有才能者的创新改革,便群起而攻之,使社会回复到老样子。傅山对此种现象,深感痛心。他说:“本无实济,而大言取名,尽却自己一个不值钱底物件,买弄斫犹可言,又不知人有实济,乱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同上)
(5)指斥拘囿于封建礼法的“腐奴”。傅山曾作《犁娃从石生序》,热情歌颂了男女自由结合的婚姻关系,赞扬了犁娃能冲破世俗的陈腐观念,独爱“穷板子”(穷秀才)的高洁坚贞情操。对于啧有烦言的“诸老腐奴”,傅山深不以为然,认为这些“鏖糟酸货”即使皆中科名,也不过是“斗量秕糠”,而石生得到犁娃,是天赠厚礼,科名富贵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总之,傅山提倡自尊自立,要人们把“奴俗龌龊意见打扫干净”,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去做所从事的事业,“不拘甚事,只要不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同上,卷三八)可是,许多人对于“奴俗”,已经相沿成习,久而不觉其非。傅山向“奴俗”的挑战,不能不受到围攻。那些奴人们被揭了疮疤,非但不肯“自省”,反说傅山“好骂人”,以此来自我解嘲。对此,傅山说:“天下虚心人莫过我,怜才人亦莫过我,而谬膺一好骂人之名,冤乎哉!即使我真好骂人,在人亦当自反,骂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骂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为一味药何如?”(同上,卷三六)傅山要下一味猛药,去攻治社会的“奴俗”痞积,然而这痞积毕竟太顽固了,不得不留给三百年后一位“神医”——鲁迅去攻治。
傅山著有《性史》一书,他说:“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取二十一史应在孝友传而不入者,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兼以近代所闻所见者,去取轩轾之,二年而稿几完,遭乱失矣。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同上,卷二五)
据此可知,《性史》一书可能阐发了傅山的伦理思想,既说“反常之论”,也就会惊世骇俗,为世所不容。由于此书散佚,我们已不能全面考察其伦理思想。但我们从《霜红龛集》中细加寻绎,也能捕捉到傅山的若干伦理观点。这些观点也是不同凡俗的。
(1)主张圣凡、君民的人格平等。在封建专制时代,古圣成训、当朝至尊,像梦魇一样压抑着人们的心理。人们顶礼膜拜而惟恐不及。傅山反对盲目尊崇古圣,即所谓“作经者”,认为他们是和普通著作者一样,不是超人或神。在君民关系上,傅山主张人格平等。他对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精神极为赞扬,说:“李太白对皇帝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同上,卷三六)他反对把忠君的心理归结为人性,认为如果把忠君心理视作人性,则作君主的无所事其忠,岂不是没有人性了吗? 这些都是他主张人格平等的思想反映。他藐视了圣人和君主的无上权威,从而提高了人的尊严。
(2)提倡真率。傅山反对附庸风雅、虚伪造作,提倡真率,主张任乎自然。因此,他曾多次提到“山汉”,对“山汉”的纯朴爽直表示礼敬。如他说:
“矮人观场,人好亦好。瞎子随笑,所笑不差。山汉啖柑子,直骂酸辣,还是率性好恶。而随人夸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状,苦斯极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汉未必不骂中也。”(同上,卷三七)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洁,诸果罕能匹之。吾尝劝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丝毫。’真率不伪,白果相安也。又一山贡士寒夜来吾书房,适无甚与啖,偶有蜜饯桔子劝茶,满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语我曰: ‘不入,不入’。既而曰:‘满口辛。’与吃白果人径似一个人,然我皆敬之为至诚君子也。细想‘不相干丝毫’与‘不入’两语,慧心人描写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闷,忆之辄噱发不已,少抒郁郁,又似一味药物也。”(同上)
傅山主张自然人性,认为人伦关系应建立在真情至性的基础之上,“直情行之”,而不应从那种“版拗”的礼法出发,造假给人看。例如,傅山也有孝观念,但他的孝观念是从人伦关系的自然情感中产生的,不同于世俗的拘囿礼法。他认为,阮籍听到母亲死讯后饮酒数斗,饮就是哭,那是阮籍孝心的表现形式。傅山还讥讽过某“孝子”服丧时虚伪造作,他服的是父亲晚年续弦的丧,本来并没有哀恸的心情,却要装出毁形尽哀的样子。这里,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傅山对人伦关系采取一种“方外人”的旷放态度,而应看作对封建礼法的挑战。
(3)提倡发展个性。傅山反对苟且、驯顺、钻营等恶习,主张养成奋发有为的个性。他强调通过“改”字功夫,有意识地来造就自己。他说:“吃紧底是:小底往大里改,短底往长里改,窄地往宽里改,躁地往静里改,轻底往重里改,虚地往实里改,摇荡地往坚固里改,龌龊底往光明里改,没有耳性底往有耳性里改。如此去读书行事,只有益,决无损,久久自觉受用。”(同上,卷二五)做人如此,作文也如此。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蹈袭前人的老生常谈,主张表现出自己的棱角和风骨。他说,“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题自画山水》),“此是吾家诗,不属袭古格”(《览息眉诗有作》),“胸中原设惊人句,得不常谈作老生”(《傅山手稿一束》)。
(4)强调觉悟。傅山认为学之本义为“觉”,即要人们认识到奴俗的束缚和压抑,认识到自己受奴役的地位。他说:“孟子之学而觉者也,觉伊尹之觉者也,无其时也。其言曰,‘武王好勇’,‘公刘好货’,‘太王好色’,其于孔子之言又何如也? ……不见而觉几之微,固难语诸腐奴也。若见而觉,尚知痛痒者也。见而不觉,则风痹死尸也。”(《霜红龛集》卷三一)又说:“乐尧、舜之道,学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同上)他希望人们效法“汤武革命”,效法伊尹,甚至不无鼓动地说:“谁能效之? 谁敢效之?”(同上)顾炎武称赞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亭林文集》卷六,《广师》)。顾氏此语的用意决非称其隐逸,慕其仙风。“萧然物外”是说傅山完全摆脱了“奴俗意见”;“自得天机”是说他先别人而意识到这“奴俗”世界的末日快要临近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此语亦可形容傅山思想。
(1)指斥丧失民族气节的“降奴”。在满族入主中原之时,傅山作为明朝遗民,心怀亡国之痛,常借古讽今,斥责那些卑躬屈膝、投降变节的行为。他集古来傅姓名人成《傅史》,其中对三国时的傅士仁变节痛加贬责,斥为“降奴”。又如,他借宋亡史实发表议论说:“当时中国不振,奸妖主和,使衣冠士夫屈膝丑虏,习以为常,碌碌庸奴无足言,……可惜以学士名贤往往充此奴役!……使老夫千古牙痒。”(《霜红龛集》卷二八)
(2)指斥推行专制主义的“骄奴”。傅山有诗句云:“顾彼骄强者,气皆奴婢扬。”(同上,卷四)指出那些奴役别人的骄强者,本质上是真正的奴才。
(3)指斥死守经传章句的“奴儒”,实指宋明理学家。他认为,理学家依傍门户,唯知诵说经传语录,而不能开拓新局,他说:“读理书,尤著不得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同上,卷三六)又说:“奴儒尊其奴师之说,闭之不能拓,结之不能觿。……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闻见,毫无闻见也,……见而不觉,则风痹死尸也。”(同上,卷三一)人们之所以忍受专制制度的压迫,正是由于这些奴儒的“奴论”起了麻痹人、欺骗人的作用。
(4)指斥因循守旧的“庸奴”。在以规行矩步、尊经好古为美德的时代,士子矫揉造作,好为大言而不务实际,略见有才能者的创新改革,便群起而攻之,使社会回复到老样子。傅山对此种现象,深感痛心。他说:“本无实济,而大言取名,尽却自己一个不值钱底物件,买弄斫犹可言,又不知人有实济,乱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同上)
(5)指斥拘囿于封建礼法的“腐奴”。傅山曾作《犁娃从石生序》,热情歌颂了男女自由结合的婚姻关系,赞扬了犁娃能冲破世俗的陈腐观念,独爱“穷板子”(穷秀才)的高洁坚贞情操。对于啧有烦言的“诸老腐奴”,傅山深不以为然,认为这些“鏖糟酸货”即使皆中科名,也不过是“斗量秕糠”,而石生得到犁娃,是天赠厚礼,科名富贵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总之,傅山提倡自尊自立,要人们把“奴俗龌龊意见打扫干净”,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去做所从事的事业,“不拘甚事,只要不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同上,卷三八)可是,许多人对于“奴俗”,已经相沿成习,久而不觉其非。傅山向“奴俗”的挑战,不能不受到围攻。那些奴人们被揭了疮疤,非但不肯“自省”,反说傅山“好骂人”,以此来自我解嘲。对此,傅山说:“天下虚心人莫过我,怜才人亦莫过我,而谬膺一好骂人之名,冤乎哉!即使我真好骂人,在人亦当自反,骂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骂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为一味药何如?”(同上,卷三六)傅山要下一味猛药,去攻治社会的“奴俗”痞积,然而这痞积毕竟太顽固了,不得不留给三百年后一位“神医”——鲁迅去攻治。
傅山著有《性史》一书,他说:“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取二十一史应在孝友传而不入者,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兼以近代所闻所见者,去取轩轾之,二年而稿几完,遭乱失矣。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同上,卷二五)
据此可知,《性史》一书可能阐发了傅山的伦理思想,既说“反常之论”,也就会惊世骇俗,为世所不容。由于此书散佚,我们已不能全面考察其伦理思想。但我们从《霜红龛集》中细加寻绎,也能捕捉到傅山的若干伦理观点。这些观点也是不同凡俗的。
(1)主张圣凡、君民的人格平等。在封建专制时代,古圣成训、当朝至尊,像梦魇一样压抑着人们的心理。人们顶礼膜拜而惟恐不及。傅山反对盲目尊崇古圣,即所谓“作经者”,认为他们是和普通著作者一样,不是超人或神。在君民关系上,傅山主张人格平等。他对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精神极为赞扬,说:“李太白对皇帝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同上,卷三六)他反对把忠君的心理归结为人性,认为如果把忠君心理视作人性,则作君主的无所事其忠,岂不是没有人性了吗? 这些都是他主张人格平等的思想反映。他藐视了圣人和君主的无上权威,从而提高了人的尊严。
(2)提倡真率。傅山反对附庸风雅、虚伪造作,提倡真率,主张任乎自然。因此,他曾多次提到“山汉”,对“山汉”的纯朴爽直表示礼敬。如他说:
“矮人观场,人好亦好。瞎子随笑,所笑不差。山汉啖柑子,直骂酸辣,还是率性好恶。而随人夸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状,苦斯极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汉未必不骂中也。”(同上,卷三七)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洁,诸果罕能匹之。吾尝劝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丝毫。’真率不伪,白果相安也。又一山贡士寒夜来吾书房,适无甚与啖,偶有蜜饯桔子劝茶,满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语我曰: ‘不入,不入’。既而曰:‘满口辛。’与吃白果人径似一个人,然我皆敬之为至诚君子也。细想‘不相干丝毫’与‘不入’两语,慧心人描写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闷,忆之辄噱发不已,少抒郁郁,又似一味药物也。”(同上)
傅山主张自然人性,认为人伦关系应建立在真情至性的基础之上,“直情行之”,而不应从那种“版拗”的礼法出发,造假给人看。例如,傅山也有孝观念,但他的孝观念是从人伦关系的自然情感中产生的,不同于世俗的拘囿礼法。他认为,阮籍听到母亲死讯后饮酒数斗,饮就是哭,那是阮籍孝心的表现形式。傅山还讥讽过某“孝子”服丧时虚伪造作,他服的是父亲晚年续弦的丧,本来并没有哀恸的心情,却要装出毁形尽哀的样子。这里,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傅山对人伦关系采取一种“方外人”的旷放态度,而应看作对封建礼法的挑战。
(3)提倡发展个性。傅山反对苟且、驯顺、钻营等恶习,主张养成奋发有为的个性。他强调通过“改”字功夫,有意识地来造就自己。他说:“吃紧底是:小底往大里改,短底往长里改,窄地往宽里改,躁地往静里改,轻底往重里改,虚地往实里改,摇荡地往坚固里改,龌龊底往光明里改,没有耳性底往有耳性里改。如此去读书行事,只有益,决无损,久久自觉受用。”(同上,卷二五)做人如此,作文也如此。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蹈袭前人的老生常谈,主张表现出自己的棱角和风骨。他说,“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题自画山水》),“此是吾家诗,不属袭古格”(《览息眉诗有作》),“胸中原设惊人句,得不常谈作老生”(《傅山手稿一束》)。
(4)强调觉悟。傅山认为学之本义为“觉”,即要人们认识到奴俗的束缚和压抑,认识到自己受奴役的地位。他说:“孟子之学而觉者也,觉伊尹之觉者也,无其时也。其言曰,‘武王好勇’,‘公刘好货’,‘太王好色’,其于孔子之言又何如也? ……不见而觉几之微,固难语诸腐奴也。若见而觉,尚知痛痒者也。见而不觉,则风痹死尸也。”(《霜红龛集》卷三一)又说:“乐尧、舜之道,学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同上)他希望人们效法“汤武革命”,效法伊尹,甚至不无鼓动地说:“谁能效之? 谁敢效之?”(同上)顾炎武称赞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亭林文集》卷六,《广师》)。顾氏此语的用意决非称其隐逸,慕其仙风。“萧然物外”是说傅山完全摆脱了“奴俗意见”;“自得天机”是说他先别人而意识到这“奴俗”世界的末日快要临近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此语亦可形容傅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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