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王心学与禅学
在儒、释之辨上,陆王学派不像程朱学派那样一开始就在心性问题上设防,而是出入禅学,大胆吸收禅理,为我所用。因此陆王学派不在心性问题上与禅宗辨别同异,而是退守于社会伦理问题来进行儒、禅之辨。
毫无疑问,陆王学派也研究心性问题,并视之为本源的。但他们认为,儒、释两家只是表述的语言形式不同,对于心性本体的认识和所实行的存养方法,是大略一致的。如王阳明说: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耳。”(《阳明全书》卷二)
所谓“自私自利之心”,已属于伦理范围的问题。王阳明的学生王嘉秀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仙释到极处(即本源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他的“上一截”是指心性问题,“下一截”是指经世问题。他认为在“上一截”上,儒、释略同。王阳明虽然不赞成这种截然划分上、下截的作法,但还是肯定他“所论大略亦是”(同上,卷一)。为此陈建批评说:“近世异学同主养神,然老庄则欲主之以长生,禅佛则欲主之以出世,陆学则欲主之以经世,本同而末异,皆非天理之自然。”(《学蔀通辨》后编下卷)
由以上正、反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陆王学派在心性问题上所采取的融通儒、释的态度,陆王学派主张,儒者对待佛、道两家,不应从门户起见,而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传统的儒者反对理学家与禅僧、道士交游,反对援用佛家之语。陆王派学者则认为,当初孔子也曾向老聃、苌弘问学,孔子并不因此成为道家或其他什么家。只要坚持儒学根柢,广泛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将更利于发展儒学。如黄宗羲说:“谓周子与胡文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此皆不食其在而说味者也,使其学而果是乎,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弘也。”(《宋元学案》卷一二)叶六桐说:“其实儒、释之根本悬殊,下种既异,即偶资其灌溉,终不能变桃为李,亦不必有意深绝也。孔子于老子,亦叹其犹龙,何曾染得孔子?”(同上,卷一六)由此可见,陆王派学者在心性问题上援用禅说,并不有意掩饰和躲闪。他们深信“儒、释根柢本是天渊隔绝”,而其界分乃在社会伦理的问题上。
下面我们来看陆王学派是怎样在社会伦理问题上分别儒、释的。
陆九渊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陆九渊集》卷二)在陆氏看来,儒家注重人伦物理,以了却生死为人生大事。儒家是为公义,禅家是为私利;儒家主张经世,禅家主张出世。陆王派学者认为“义利二字,是学问大关键,亦即儒、释分途处”(黄宗羲语,《明儒学案》卷一○),而程朱派学者认为此“只见得第二着”,未从“源头”理会,朱熹当时即指出:“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论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罗钦顺指出陆九渊阳避禅学之名,而阴用其实,“但言两家之教,所从起者不同,初未尝显言其道之有异,岂非以儒佛无二道? 惟其主于经世,则遂为公为义为儒者之学乎? 所谓阴用其实也”(《明儒学案》卷四七)。程朱派学者不赞成用义利或用经世、出世作为区分儒、释的标准,并极力抉发陆学在心性问题上袭用禅学之处。王阳明等学者对此类批评不以为然,依然坚持陆学的观点。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说:“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子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苟陆氏之学而果若是也,乃所以为禅也,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孟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阳明全书》卷七)又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同上)
对于陆王学派辨别儒、禅的观点,黄梨洲作了细致的阐述和发挥。他说:
“儒、释分途,冰炭迥别,谈学者动以禅学诋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为正道,释氏之所以为异端,非从门户起见也。盖实因吾圣人之道,由仁义礼智以为道德,忠孝爱敬以尽人伦,慈祥恭俭以应事机,财成辅相以理民物,存顺没宁,其视生死犹昼夜也。而释氏止以自了生死为事,背弃君亲,灭绝天理,不聚不嫁,断绝人类,不耕不织,废弃人事;蝗蝻延蔓,蟊贼生民。总由其视生死为重,豫办死地,虽生之日,无异于死。……而其尤可痛恶者,创轮回之说,谓父母今生之偶值,使人爱亲之心从此衰歇,而又设为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之谈,诗张凿凿,所以为异端也。非谓凡从事于心性,克己自治,不愿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诬之为禅也。”(《宋元学案》卷二)
由上述可见,陆王学派辨别儒、释,重在社会伦理问题。这派学者认为,儒者重视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关系和酬酢应对、裁成辅相的实际事务,而释氏割断社会人伦关系,不耕不织,不婚不嫁,离群索居,以自了生死为大事。因而判分儒、释也就归结于:为公义、经世者为儒,而为私利、出世者为禅。
毫无疑问,陆王学派也研究心性问题,并视之为本源的。但他们认为,儒、释两家只是表述的语言形式不同,对于心性本体的认识和所实行的存养方法,是大略一致的。如王阳明说: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耳。”(《阳明全书》卷二)
所谓“自私自利之心”,已属于伦理范围的问题。王阳明的学生王嘉秀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仙释到极处(即本源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他的“上一截”是指心性问题,“下一截”是指经世问题。他认为在“上一截”上,儒、释略同。王阳明虽然不赞成这种截然划分上、下截的作法,但还是肯定他“所论大略亦是”(同上,卷一)。为此陈建批评说:“近世异学同主养神,然老庄则欲主之以长生,禅佛则欲主之以出世,陆学则欲主之以经世,本同而末异,皆非天理之自然。”(《学蔀通辨》后编下卷)
由以上正、反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陆王学派在心性问题上所采取的融通儒、释的态度,陆王学派主张,儒者对待佛、道两家,不应从门户起见,而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传统的儒者反对理学家与禅僧、道士交游,反对援用佛家之语。陆王派学者则认为,当初孔子也曾向老聃、苌弘问学,孔子并不因此成为道家或其他什么家。只要坚持儒学根柢,广泛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将更利于发展儒学。如黄宗羲说:“谓周子与胡文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此皆不食其在而说味者也,使其学而果是乎,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弘也。”(《宋元学案》卷一二)叶六桐说:“其实儒、释之根本悬殊,下种既异,即偶资其灌溉,终不能变桃为李,亦不必有意深绝也。孔子于老子,亦叹其犹龙,何曾染得孔子?”(同上,卷一六)由此可见,陆王派学者在心性问题上援用禅说,并不有意掩饰和躲闪。他们深信“儒、释根柢本是天渊隔绝”,而其界分乃在社会伦理的问题上。
下面我们来看陆王学派是怎样在社会伦理问题上分别儒、释的。
陆九渊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陆九渊集》卷二)在陆氏看来,儒家注重人伦物理,以了却生死为人生大事。儒家是为公义,禅家是为私利;儒家主张经世,禅家主张出世。陆王派学者认为“义利二字,是学问大关键,亦即儒、释分途处”(黄宗羲语,《明儒学案》卷一○),而程朱派学者认为此“只见得第二着”,未从“源头”理会,朱熹当时即指出:“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论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罗钦顺指出陆九渊阳避禅学之名,而阴用其实,“但言两家之教,所从起者不同,初未尝显言其道之有异,岂非以儒佛无二道? 惟其主于经世,则遂为公为义为儒者之学乎? 所谓阴用其实也”(《明儒学案》卷四七)。程朱派学者不赞成用义利或用经世、出世作为区分儒、释的标准,并极力抉发陆学在心性问题上袭用禅学之处。王阳明等学者对此类批评不以为然,依然坚持陆学的观点。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说:“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子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苟陆氏之学而果若是也,乃所以为禅也,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孟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阳明全书》卷七)又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同上)
对于陆王学派辨别儒、禅的观点,黄梨洲作了细致的阐述和发挥。他说:
“儒、释分途,冰炭迥别,谈学者动以禅学诋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为正道,释氏之所以为异端,非从门户起见也。盖实因吾圣人之道,由仁义礼智以为道德,忠孝爱敬以尽人伦,慈祥恭俭以应事机,财成辅相以理民物,存顺没宁,其视生死犹昼夜也。而释氏止以自了生死为事,背弃君亲,灭绝天理,不聚不嫁,断绝人类,不耕不织,废弃人事;蝗蝻延蔓,蟊贼生民。总由其视生死为重,豫办死地,虽生之日,无异于死。……而其尤可痛恶者,创轮回之说,谓父母今生之偶值,使人爱亲之心从此衰歇,而又设为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之谈,诗张凿凿,所以为异端也。非谓凡从事于心性,克己自治,不愿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诬之为禅也。”(《宋元学案》卷二)
由上述可见,陆王学派辨别儒、释,重在社会伦理问题。这派学者认为,儒者重视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关系和酬酢应对、裁成辅相的实际事务,而释氏割断社会人伦关系,不耕不织,不婚不嫁,离群索居,以自了生死为大事。因而判分儒、释也就归结于:为公义、经世者为儒,而为私利、出世者为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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