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有为的唐宪宗继位伊始,即提出了一篇策问:
        “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于中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
        这位皇上念念不忘唐代曾有过的盛世。接着他在策问中又指出,现实的情况是“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最后他表达了对“复其盛”的希望。
        当时困扰统治者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藩镇割据,中央号令不行,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国家财用不足。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曾有许多人提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也推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郭子仪、独孤及等人的销兵罢镇的建议(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和永泰元年),白居易的“复府兵置屯田”的建议(见白居易《策林三》,《全唐文》卷六七○),刘晏的转运法和盐法改革,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永贞革新所采取的一些打击割据势力、减缓苛征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也收到一定社会效果,但却不能真正消除社会危机。元稹指出:
        “兵兴以来,至今为梗。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之罪多,而权宜之法用矣。”(《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全唐文》卷六五二)
        他认为,当时针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些“权宜之法”。
        唐宪宗不满于权宜之法,而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在策问中提出“咨体用之要”,即“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 既往之失,何者宜惩? 将来之虞,何者当戒”?
        他所希望得到的已经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措施,而是带规律性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要寻找一个能总结以往教训、解决现实问题、保证未来的稳定和繁荣的社会治理之道。
        历史地看,唐宪宗提出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唐代把秦汉以来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到近乎完备的程度。尽管如此,其统治机器也不过运转了一百多年便开始失灵,难以修复。这说明,旧理论指导下的统治体制已经过时,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体制的全面调整,并确立与之相应的新的理论指导原则。这不仅是唐代的问题,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的时代课题。在现实的发展中,转变的完成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时间,这一课题也相应存在了约三百年,直到北宋道学出现才得以解决。
        在唐宪宗提出策问的时候,参加答对的人似乎尚未充分意识到其问题的理论意义,现在保留在《全唐文》中的几篇答对文章仍然是以谈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为主。不过在这前后,一方面,中央与藩镇之间及各藩镇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均势,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为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开展理论活动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软弱无力,唐王朝对思想的控制力相对削弱,使得儒家学者能够离开官方的标准教科书,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放到儒学上,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