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统治者们比较注意探讨和吸取秦亡的教训,对新政权的统治政策进行了多次探讨,秦的各项过激措施也陆续得到纠正。在文化领域实行了一些建设性措施,如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废秦“挟书令”(惠帝四年,即前191年),礼聘秦博士及邹鲁诸生,请他们传授儒经,设置经学博士等。因此,各家的思想又重新活跃起来,为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汉初,儒家的重要代表有陆贾、贾谊、韩婴三人。
        陆贾《新语》
        汉初群臣们很注意探讨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道理。陆贾作《新语》十二篇,高祖称善,百官欢呼,文章得到朝廷上下认可,其核心就是倡导“仁义”。陆贾认为,秦的灭亡就是由于废弃仁义,片面崇尚法制。他说:“事逾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乱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又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新语·辅政》)而历史上的一切圣王,如虞舜、周公等,能使天下大治,就是实行仁义德化的结果。他说:“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堕,任杖不固者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者而益安,动而益固。……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同上)又说:“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新语· 道基》)也就是说仁义是万古不变的最好的政治策略。陆贾还认为仁义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原因和力量,说:“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鸣,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同上)陆贾心目中的“至德之世”,是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友者信之”,“庶人不议”,“必也使无讼乎”理想社会的进一步描绘。他写道:“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而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成,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新语·至德》)有礼所规定的君臣、尊卑、上下、长幼、贤愚、廉鄙的等级差别,但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这种和谐是靠教化来维持的,是仁义的体现而不是靠严刑酷诛来震慑的。
        陆贾受《春秋》、《易传》的神秘主义思想影响很大,成为汉代宣扬天人感应、灾异说的先驱。他认为孔子《春秋》中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如此细致准确,目的就是要人们根据物候的变化调整人事政治的得失。《易传》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陆贾发挥认为:“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历图之变,下衰风化之失,以匡盛衰,纪物定世,后无不可之政,无不可治之民。”他还讲:“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天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圣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思之于□□□变。”(《新语·明诫》),陆贾在宣扬天人感应和灾异说上对汉代思想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贾谊《新书》、《治安策》
        贾谊年少英才,由李斯的学生吴公推荐,受到汉文帝的器重。但贾谊的主张过于激进,受到权臣非议,汉文帝“疏之,不用其议”,终于贬谪他乡,抑郁而终,死时年仅三十三岁。贾谊的著作,今传有《新书》十卷五十八篇及《治安策》等,上海人民出版社辑为《贾谊集》出版。
        贾谊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之后,就应改弦更张,施行仁政,以仁义为本。秦失天下就在于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汉政权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但“汉承秦制”,汉建国后,社会政治和风俗并没有什么改变,正所谓“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治安策》),这是很危险的。
        贾谊认为,秦的刑和法有必要性,但它是末而不是本。最根本的还是仁义礼乐。如果本末得当(“序得其道”),对于巩固统治,是极有功效的。周朝之所以“千余载不绝”,就是能使两者“序得其道”;秦朝所以速亡,就是因为“本末并失”。圣王应当“推己及人,加仁恩于四海”,“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修正语上》),“则其于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修正语下》),像太阳一样,普天下的人民莫不爱其恩泽仁惠,所以他们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保持长久的统治。
        贾谊看到,封建尊卑的等级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要求迅速建立等级分明的礼制,强化专制统治秩序,加强皇权。他指出汉不分贵贱等级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必须重新恢复“尊尊贵贵”,“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的制度,制定视听言动衣着服饰等等细致的礼仪规定,“使人各定其心,各著其目”。
        贾谊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没有礼,整个国家就会崩溃,仁政也无从谈起。他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政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

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所撰《过秦论》为西汉鸿文。后人辑有《贾谊集》。

        与陆贾相比,贾谊的思想前进了一步,从陆贾的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到对社会现实的分析,特别是他对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本业与末业(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分析都很切中时弊。他从实际出发,力图寻找解决汉初困境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把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精华融合起来,出现了儒法等诸家综合以儒家思想贯通的新思路。
        韩婴《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
        韩婴是汉初的大儒,《汉书·儒林传》说:“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武帝时,婴常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婴的著作主要有《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现仅存外传。从现存的外传来看,他主要不是论政,而是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发挥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他那里,既有荀子“明天人之分”的思想,又有有神论和天人感应思想;既宣扬孟子的性善论,也宣扬荀子的性恶论;既重视功利,又有超功利的道德要求。总之,韩婴的立场基本是儒家的,但在他那里,儒家思想还远没有形成体系。
        汉初,除了陆贾、贾谊、韩婴等儒家代表外,还有著名的经典《礼记》出现。从叔孙通开始,汉初的儒生们搜罗先秦遗文残简,结合汉代情况,编写了很多文章。他们从不同的传授系统出发,在自己的作品中或是发挥先师遗说,或是采掇先师遗文,但实际上是作了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先秦儒家各派的界限已经泯除。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产生著名的儒学大师,但综观《礼记》等儒家著作,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承袭先秦儒家传统,反映着汉初封建大一统形成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