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够发达,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感到不可理解。他们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幕后支配着一切,他们认为这种神秘的力量来自天或天的人格神上帝,于是形成了天命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帝的意图和命令。天命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并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在先民看来,天帝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甚至夏、商、周三代的天下都是天帝赐予的。另外,这些王朝的灭亡也是由天帝决定的。
        到了西周时期,天命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由天的命令引申出“命运”之义。这种新义首先出现在《尚书·周书》中,如《召诰》云:“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意思是,天帝中止了大国殷拥有天下的命运。其次,《诗经·国风》中也出现了命运之命:“实命不同”(《诗经·召南·小星》)、“不知命也”(《诗经·鄘风·蝃》),这里的两个“命”字,都应理解为命运。
        天命观念的这种新义是怎样出现的呢?在古文献中,天帝发布其旨意被称为“命”、“降”等等。如《尚书·召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多士》:“昊天大降丧于殷。”人获得天命的行为被称作“受”。如《尚书·召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经过这种从“命”、“降”到“受”的过程,人便得到了天命。人一旦获得天命,天命也就成了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这样,人们从天帝那里得到的天命,也就自然地转化为自己的命运了。
        与天命观念一样,鬼神观念也产生于原始社会,并盛行于三代。先民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并相信祖先的神灵会保佑他们。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鬼神观念。祈求祖先的保佑,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即祭祀。
        对于祖先神灵与后代的关系,殷王盘庚曾作过生动的说明。《尚书》中的《盘庚上》和《盘庚中》两篇,记载了盘庚对其臣民的训话。盘庚认为他祭祀祖先时,臣民的祖先也跟着一块沾光;祖先神不但会“作福”,而且会“作灾”;如果干不好,祖先就会惩罚;如果臣民不听话,祖先同样会惩罚臣民。可见,鬼神观念与天命观念一样,也成了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工具。
        既然天命鬼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那么何以知道天命鬼神的意图呢? 古人发明了卜筮的方法。《尚书·洪范》说:“汝则有大疑,……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意思是,你如果有什么大的疑虑,那就要进行卜筮。你要听从龟卜和占筮的结果。人们向天帝鬼神占卜吉凶祸福的方法主要有二:龟卜和占筮。龟卜是以火灼龟壳,根据出现的裂纹的形状,来确定吉凶祸福。殷墟出土了大批甲骨文,反映了当时龟卜的盛况。周人也相信龟卜。
        尽管夏、商、周三代的具体态度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对天命鬼神都很虔诚,都不敢怠慢。《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不过,应该注意到,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从宗教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西周时期人们对天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他们进一步将天命观念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夏、商两个王朝的先后覆灭,尤其西周代殷,使西周统治者得出一条重要教训——“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即天命是没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们认识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召诰》),即我的生存、命运并不是由天决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得到天的保佑呢? 周公提出了“敬德”的观点:“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同上)他还指出,殷王“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同上)。在这里,周公并没有否认天命的存在,而是强调人之“德”对天命有反作用,只有“敬德”,才能“祈天永命”。
        从“敬天”到“敬德”,是天命观念发展的一个飞跃。
        西周开始的这种人文思潮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子产就曾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鬼神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将人事看作鬼神的依据:“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与对待天命的态度一样,也没有否定其存在,只是在鬼神和人事之间更加强调人的价值而已。
        哲学与宗教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哲学立足于人,注重人的价值;儒学的建立,正是上述人文思潮发展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