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
        《论语·为政》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孔子主张德治的证明。
        由于孔子主张德治,所以把礼让和正名作为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论语·里仁》说:“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又《子路》说:“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又《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就是正名的具体内容。
        《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学大师,司马迁从他问过《春秋》,故能精确地讲出《春秋》的基本内容和用意所在。《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证明孔子由于不得位,不能实现其政治主张,所以作《春秋》。孔子的政治思想完全由《春秋》反映出来。《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可以归纳到一点,就是正名。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实是至当不易之论。
        孔子由于主张德治,所以反对残杀。
        《论语·颜渊》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子路》说:“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以上两条材料是孔子为政反对残杀的证明。
        孔子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
        《论语·颜渊》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子路》说:“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正其身,其正人何?’”
        以上两条材料是孔子要求为政由自身做起的证明。
        关于为政的轻重缓急,孔子有如下主张。
        《论语·学而》说:“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又《颜渊》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又《子路》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证明孔子主张为政要把信放在首位。其次则是足食,又次则是足兵。他主张先富后教。
        总的说来,孔子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被动的。孔子的哲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②他尝为道不行而悲哀,一再发出绝望的声音说:“莫我知也夫!”^③“吾已矣夫!”^④“吾道穷矣!”^⑤然而孔子决不想起来革命,推翻旧政权,改建新政权。这是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决定的。他视犯上作乱为大忌。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崇他,长期称他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