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事鬼敬神而远之。”由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出殷周二代思想的特点。
        关于西周思想的特点,大体说可以举出下列几点:
        一、尊礼,即特别重视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包括亲亲、尊尊两方面,反映当时政治制度的本质。
        二、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事鬼敬神而远之”即一方面怀疑鬼神的存在,一方面又“斋明盛服,以承祭祀”^①。实际这尊事鬼神是含有政治意义的,是利用宗教迷信为政治服务。
        三、鬼神术数之学占统治地位(夏曾佑说:“春秋以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②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已经诞生在这个母胎中,具体说即是《周易》。
        至西周社会思想所以有这些特点,所以与殷商不同,也与春秋不同,只能用社会发展来解释,不能用种族或民族的不同来解释。
        “殷人尊神”,从殷墓葬和卜辞中的人牺、人殉以及祭祀的频繁,凡事都先占卜等来看,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史记·殷本纪》有武乙射天的记载,《尚书·微子》也说:“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表明到殷朝末叶,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认识水平提高,宗教迷信已渐失去统治势力,并开始有无神论者起来(如武乙)对它作猛烈的攻击。
        关于周初史料,我们看到一方面有“白鱼入于舟中”、“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①和“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②等神话记载,一方面又有如《召诰》、《无逸》等篇“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等记载,纯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归结为由于人事的关系。特别是武王伐纣,据《荀子·儒效篇》说:“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说苑 ·权谋》说:“武王伐纣,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与?’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与?’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 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与?’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韩诗外传》说:“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 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通典》第一百六十二卷《推人事破灾异》条说:“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告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以上五书所记互有出入,而其基本内容相同,即都说武王伐纣时,不惑于鬼神灾异之说,这个基本内容是可信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历史上凡是代表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的人物,必然是唯物主义者。所以西周思想是与殷商思想有联系的,它在殷商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决定它不可能完全抛弃鬼神之见,而只能是“事鬼敬神而远之”,即在旧的外壳下面发展新的、进一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