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元亭主人

《照世杯》是一部著名的拟话本小说集，关于它的作者，各类刊本大多题为“酌元亭主人编次”。具体姓名不详，根据有关材料，有以下三点可以肯定。第一，他是杭州人。因为小说《序》的署名为“吴山谐野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谐野道人” 乃作者的另一名号，“吴山”即杭州城隍山。第二，他为明末清初人。小说的谐野道人《序》提出“紫阳道人”和“睡乡祭酒”。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提出的那样，前者即作《续金瓶梅》一书的丁耀亢，后者系为李渔《无声戏》等作序的杜濬。丁、杜两人皆为明末清初人。《序》中云：“是则酌元亭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素心焉耳”。可见“酌元亭主人”的生活年代约略和丁、杜两人相同。第三，他是一位不得志的落拓文人。颇可玩味的是小说《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和《掘新坑悭鬼成财主》的两首回前诗。前一首云：“百年古墓已为田，人世悲欢只眼前;日暮子规啼更切，闲修野史续残编。”后一首说：“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袷;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这两首回前诗的思想意蕴相同，后一首又运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它们表现了文人名士复杂的创作心态，我们若把它当作是“酌元亭主人”的述怀诗来看待，也自是题中之义。从这两首回前诗所流露的思想情绪来看，“酌元亭主人”创作《照世杯》应是在他的晚年。此时，他已饱经了人生的沧桑，故一心追求“人生悲欢在眼前”的现世生活态度。在暮色之中，酒醉之后，“闲修野史续残编”，“纵涉离奇，井井头尾”，提笔写下了这部六万余字的小说集。

《照世杯》一书，国内已佚，但日本有传抄本。孙揩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谓：“存，日本明和间刊本。……首吴山谐野道人。每卷后有谐道人评。据《序》知作者乃丁耀亢之友。书成在野鹤、笠翁二家之后。卷演一故事。”又，日本学者大塚秀高编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改订稿》(初稿)云：“《照世杯》，又名《快书》，四卷四回，图四页，康熙间刊，现藏日本佐伯文库。”另据黄霖老师告： 近年东瀛有影印本面世。惜我未能亲睹。目前国内仅有排印本。它是在1928年由陈乃乾先生据日本传抄本点校后，列为《古佚小说丛刊》中的一种出版的。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陈本重印，遂使这部珍贵的拟话本小说集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流传。该社的《出版说明》说：“本书……是否全帙，已不可知。”据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有关资料，都载明中为“四卷四则”。我以为，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以前，对这些记载还是应该信从的。

《照世杯》一书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出现于我国话本小说由盛转衰的清代初、中叶。透过全书，我们不仅可以烛照话本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轮廓，而且还能窥探到小说所展现的那幅封建末世社会世俗生活的画卷。

在我国话本小说的发展历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是因为，第一，话本小说的数量相当可观。仅以明泰昌到清顺治的四十二年间来说吧，据初步统计，就有约二十部著名的拟话本小说集问世。倘以单篇而论，则超过了三百篇。这表明，话本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已经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第二，话本小说的思想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它们大多显露着反封建、反理学、反传统的战斗锋芒，闪耀着尊重“人欲”，要求个性解放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曙光，与激荡于当时社会各个角落的晚明进步思想潮流十分契合，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堤岸。第三，话本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臻于成熟，佳作迭出，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无论是结构故事，还是表现人物，抑或是语言的运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开拓了中国近代小说美学发展的新天地。至清代康、雍、乾时期，话本小说的发展逐渐走向衰落。一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远较以前逊色; 二是小说逐渐丧失了口头讲唱文学的特点而日益沦为文人学子的案头之物。而 《照世杯》约成书于清顺治至康熙年间(1644—1722)，正处于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它上承晚明进步的文学潮流，带有那个话本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的流风，然又难与此相媲美，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都趋于滑坡状态。尽管如此，它们所显现出来的鲜明时代特色，却值得人们永远珍视。

书名《照世杯》，乃取自于明末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 《照世杯》条：“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可知作者创作本书的主旨乃在“照世”，亦即真实地表现世事。而当日的世界，正当明王朝大崩溃之后，世风日下，人情浇薄，充满着种种丑恶和污秽的社会现象。用艺术的形式揭露和嘲讽它们，给以抨击，以期能挽回封建社会的没落。这正是作者的创作动机之所在。全书共有四篇小说： 《七松园弄假成真》、《百和坊将无作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四篇小说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并不平衡，但在真实地表现封建末世社会的世相这一点上，却又是共同的。

《七松园弄假成真》篇，叙述苏州秀士阮江兰自择配偶的故事。他看了《浣纱记》后，萌生了“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的念头。可是，“乘兴而去，败兴而返”，在山阴被做诗会的妇人们灌醉，受尽羞辱，后在朋友的指点下，来到了扬州，在七松园里，他遇见了一位绝色的名妓——畹娘，两人一见钟情，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终于结为夫妇。这则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新鲜：钟情——相思——偷情——落难——结合，由《西厢记》开始的这条青年男女争取幸福婚姻的道路，在元明以来的小说和戏曲作品中屡有表现。阮江兰和畹娘的成功结合，最后也是依靠着“振作起功名的心肠”，刻苦攻读，中举入仕，这又何曾跳出旧文学作品的窠臼。而且，小说中的阮江兰和畹娘，一个是潇洒俊逸的秀士，一个是倚门卖笑的妓女，比起未第书生张君瑞和贵族千金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来，似乎又多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色彩。但小说表现阮江兰和畹娘冲破爱情障碍的坚强意志，却又远非《西厢记》之类的作品可比。抒写妓女的情真、情专、情厚，是晚明拟话本小说的传统，渲染“有情不遂莫若死”，强调“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便由你穷无立锥，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钗裙布。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中道弃夫，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从一而死”，无疑是对晚明进步文学潮流的继承，比起《西厢记》等爱情作品来，它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尤为强烈。明末清初，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倡导下，“理学”横流，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爱情被它残酷地扼杀! 仅以《明史》记载的“烈女”来看，其“人欲”的泯灭之状，触目惊心。难怪有良知的人士要愤而疾呼“理学杀人”了，正因为如此，《七松园弄假成真》中所宣扬的这种青年男女自主地掌握爱情命运的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的愤怒反抗。阮江兰心目中的“上流”女子，应是“如红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明眼大侠肠的裙衩。”正是这样的思想基点，使他在见到理想中的情人时，敢于大胆追求，勇敢冲击网罗，“甘心为情而死”。而畹娘则“虽在风尘中，极要拣择长短。留心数年，莫说郑元和是空谷足音，连卖油郎也是稀世活宝。择来择去，并无合着己意的。”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偶然邂遇了阮江兰，“从此茶饭都减，病势转剧”，并“自荐枕席，共欢鱼水”，相订百年之好。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无不真切地表现了当时许多青年男女的共同心声。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描摹的社会世情乃是有普遍性的，它可使读者洞见封建末世社会的一个侧面。

《百和坊将无作有》篇，描绘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欧滁山，是一个“积年在场外说嘴的童生”。他在少年时，“有些临机应变的聪明，道听途说的学问”，然功名淹蹇，久未得志。中年以后，心境渐变，一心“要做个现成财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遂假冒秀才、名士，出外打抽丰，结果中了拐子的奸计，弄得人财两空。假名士成了真乞丐，最后在终日抑郁中死去。有的研究者在评论此篇时，对欧滁山的“卑行劣迹”有所指责，这当然无可非议。因为在这个人生悲剧中，欧滁山的好吃懒做，专喜“秋风”他人，祈望不劳而获的弱点，是导致他陷入骗局的根由，理应受到人们的指摘和唾弃。但他这些弱点的产生，除了性格上的因素以外，也和其家道中落和怀才不遇的境况有关。换言之，他的这些“卑行劣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与那个黑暗的社会的弊政有关。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悲剧的帷幕，可见杀害欧滁山的真正元凶乃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逼死欧滁山的是“三大爷”、“缪奶奶”之类的拐子，他们设局害人，横行于世，真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们惨死在其手中。但滋生这些毒瘤的土壤，仍然是那个黑暗的封建末世社会。因此，欧滁山的悲剧，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社会悲剧。只要罪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摧毁，欧滁山的悲剧必将会继续重演下去。可惜小说的作者看不到这一点。他在小说的结尾说：“可见世人须要斩绝妄想心肠，切不可赔了夫人又折兵，学那欧滁山的样子”，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人们的贪财心理。尽管如此，小说在揭露封建末世社会的黑暗时，还是给人以不少启迪。如作者对“游客”的议论即是一例：“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帖，光棍作为，无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背地里捏紧拿讹。游道至今日大坏，半坏于此辈流民，倒把真正的豪杰、韵士、山人、词客的车辙，一例都行不通了。歉的带坏好的，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攒着头，跌着脚，如生人遇着勾死鬼的一般害怕，若是礼单上有一把诗扇，就像见了大黄巴豆，遇着头痛，吃着泻肚的，就是衙役们，晓得这一班是惹厌不讨好的怪物，连传帖相见，也要勤措纸包。”真是淋漓尽致! 它切中时弊，无情地撕下了儒林中败类们的伪装，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篇，叙述商人杜景山受官府迫害去安南用玉马换猩绒因祸得福的故事。从小说描写的我国广西地区和安南(即今越南)国人民经商的情形来看，可知清初商品经济的繁荣已抵达边疆僻地。小说中不仅有异邦生活习俗的生动摹写，还有客旅商人间的真挚情谊。尤其令人扼腕的是“玉马换猩绒”事件的起因乃是由于“生性贪酷”的封建官吏胡安抚之子胡衙内的调戏民女。这就把这篇以经商为题材的小说的批判锋芒指向清初衙门的罪恶。读者从小说提供的画面中可看到这伙封建统治阶级鹰犬们的丑恶面目。就以那个“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的胡安抚来说吧，表面上，他似乎是一个正人君子，当杜景山向其诉说购买猩猩绒的难处后，反假惺惺地从要责打差官的震怒中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并叫库吏取出三十两银子交与杜景山。但骨子里，他实是一个用软刀子杀人的刽子手。小说描写他在装模作样的作了一番姿态后，“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换硃笔批道：‘限三个月交纳，如过限拿家属比较’”，露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胡衙内骑马闹市，受了惊吓，“不欺次日众官员都来向衙内问安”，来者当然是备了厚礼的。小说对胡安抚这种“借端取利”法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言，但其中蕴含的对官场黑暗的批判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借助于各种细节的描写，鞭挞了这个“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的贪官。诚然，胡安抚只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艺术形象，在封建社会中，像他这样胡作非为的官员又何止成千上万。他们父子的种种倒行逆施行径，在当时社会中比比皆是。我们从封建社会的这一缩影中，可直接触摸到封建末世社会的时代脉搏。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篇，它以穆太公父子为中心，描绘了生活于江南农村市井社会中的众生相。活跃于这个世界中的既有流氓、无赖、恶棍等社会渣滓，也有顶着知县冠冕的封建官吏以及不学无术的童蒙先生，助虐为伥的帮闲君子等，他们各以独特的行为方式在昭示人们：封建社会是滋生各种毒菌的土壤。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都围绕着穆家父子的“发迹”来展开，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中，真实地展现了清初社会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黑暗现实。如“比衙门内不公不法的弊病还多”的马吊赌局，六亲不认，趁人之危劫财的丑恶勾当，密谋策划，敲诈勒索他人的卑劣骗局，落井下石，挑唆事端的阴谋诡计，调戏民女，强抢生意的无赖恶行……这一切，对于人们认清封建统治的腐朽本质，富有启迪作用。

酌元亭主人在《序》中认为：“小说者，史之余也。”他的创作小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托物见志”。归结这四篇小说，确可将它们当作清初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读。作者透过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要寄托的“志”，就是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我国的小说创作，富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植根于现实社会的道路。尤其是冯梦龙编纂“三言”，认为小说可以“导愚”、“适俗”，跳出了“六国经史之辅”的樊篱，同时强调小说的“喻世”、“警世”和“醒世”作用，使小说创作直接进入了表现“今世”，亦即社会现实生活的天地。从此，社会世相在话本小说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这种创作倾向在“三言”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滕太尹鬼断家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玉堂春落难逢故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张廷秀逃生救父》等篇，都是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传世佳作。酌元亭主人由小说可以“喻世”、“警世”、“醒世”的文学观中得到启迪，并把它发展成“照世”——亦即洞察世事，真实地描摹社会世相，并通过小说创作来实践这一审美理想，这奠定了他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刊刻在《照世杯》中的四篇小说，作者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商人的经商致富以及村民的发迹变泰;它们以较为独特的题材和新颖的视角吸引着广大读者。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作家们由于受到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作家的世界观之间有时也会产生矛盾。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尽管《照世杯》在表现封建末世社会的世相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作者在当时却不敢秉笔直书，乃至于不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这在小说《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中得到了某种反映。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示杜景山去安南经商的根由时，把犀利的笔锋刺向了横行不法的胡安抚父子。但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却说：“妇女再不可出闺门招是惹非，俱由于被外人窥见姿色，致启邪心，容是诲淫之谈，此语真可以为鉴。”他把这篇小说纳入封建说教的轨道，这实在是一个悲剧。类似的情形在其它三篇小说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中国的话本小说，本是口头讲唱的文学。无论是在田间广场，还是在瓦舍勾栏进行演出，总以招揽听众为第一要务。因此，除了浓重的口语创作和平民气息以外，大量敷演故事，也成为它的主要审美特征之一。从唐宋时代开始，这一艺术传统一直为人们所继承。

在《照世杯》所收的四篇小说中，基本上也都以铺叙故事见长。作者“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照世杯〉序》)，如实地描绘生活的本来面貌，以展现清初的现实社会。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序》说得好：“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正因如此，“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今古奇观〉序》)成了作家们崇尚的艺术美学原则。酌元亭主人为达到“奸媸不爽其极，善恶直剖其隐” (《〈照世杯〉序》)的创作目的，也力图用曲折多姿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所以，小说中特意安排了许多精彩的情节段落，以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愫。例如，骗局的设置，在《百和坊将无作有》和《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都是重要情节之一(实际上，《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一篇中的去安南购买猩绒事件，对杜景山来说，也是一个天大的骗局。因为他对胡安抚父子的险恶用心，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直到小说结束，他才恍然大悟)，这有利于将各种人物按照作者的主观意图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活动方式，从中演化出各种色彩缤纷的故事，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再如“小道具”的运用，也为组织小说的故事情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玉马”在《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中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道具”。有了它，故事的铺叙才有声有色。也正因为这一“玉马”，使杜景山在安南绝处逢生。至此，小说的故事情节急转而下，波澜陡起。《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的“齿爵堂” 匾也是如此。童蒙先生为穆太公的粪屋题名为“齿爵堂”时，读者绝不会料到小说后来的情节发展会和它发生密切的联系。这都显现了作者娴熟的结构故事的技巧。但是，“过分详细的细节描写必然使对整体的认识遭到混乱和破坏”(黑格尔《美学》)，它会使故事情节芜杂，主次不分，阻碍人的艺术想象力。黑格尔指出的这种艺术缺陷，大多存在于《照世杯》的四篇小说中。作者从生活中采撷到创作素材后，或许缺乏必要的提炼和集中，这也减损了《照世杯》的美学魅力。

在《照世杯》中，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叙述、议论和描写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有利于深刻地揭示主题，体现作者的爱憎态度。如《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叙写金有方时说：他是“乌程县数一数二有名头吃馄饨的无赖秀才。凡是县城中可欺的土财主，没势要倚靠的典当铺，他便从空捏出事故来，或是拖水人命，或是大逆谋反，或是挑唆远房兄弟叔侄争家，或是帮助原业主找绝价，或是撮弄寡妇孤儿告吞占田土屋宇;他又包写包准，骗出银子来，也有三七分的，也有平对分的。这等看起来，金有方倒成一个财主了”，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类儒林败类的丑恶面目。作者在描写各类生活情景时，往往和议论相结合，它能使人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有利于凸现主题。但由于作者是一个封建文人，其议论有时显得庸俗不堪，格调低下，有损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胡士莹先生曾经论及《照世杯》书“全书凡四卷，每卷一篇，每篇又另列子目，以偶句对之，如章回小说然，正文较一般话本为长，却并未分段，这是短篇话本向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形式，值得我们注意”。他从话本小说的艺术体制中来考察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极富见地的看法。与一般的话本小说不同，《照世杯》中的小说每篇名下有全篇的故事情节提纲。这些情节提纲仅出现于全书的目录，而在正文中却如一般的拟话本小说，只有一个篇名。正如蔡国梁先生所说：“这种比较别致的格局与各篇铺叙的社会面之广是一致的，似乎限于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才力，不得已把中篇压缩成短篇一般。”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艺术形式说明拟话本小说在清初正处于新的蜕变期。它的情节较前复杂，人物也随之增多，向着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迈出了关键的、历史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