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中各抽出一个字组成书名，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家利用汉字特点的一个小小创造。这一创造似当归于《金瓶梅》的作者，以后《平山燕冷》、《吴江雪》之类的作手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罢了。《金瓶梅》书名的首字取自潘金莲的名字，可见作者是如何看重潘金莲在小说中的地位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第1回，作者又是这样介绍他的作品的：“如今这部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波天哄产业。”不用说，这个妇女指的也是潘金莲，尽管这段话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但至少可以说部分地表明了作者创作时的一些想法。在这方面，西方翻译家克里门·埃杰顿可算是作者的一个知己，1939年出版的他的《金瓶梅》英译本译名就叫《金莲》。潘金莲是《金瓶梅》描写得最生动、最有力度和最值得人们思考的人物之一。

潘金莲是个淫荡狠毒的女人。假若世界上没有《金瓶梅》这本书，她的名字在中国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尽管说起来有关她的事迹在《水浒传》中实在并不多：这个不肯安份做“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妻子的女人，先是企图以色欲勾引小叔子打虎武二，后来与花花太岁西门庆勾搭成奸，竟然下手毒死武大。最后英雄武松为兄报仇，将其剖腹剜心祭于兄长灵前。以后中国最接近民众的戏曲一再以《水浒传》中的这段故事为题材可为证明。京戏《武松杀嫂》，徽剧、汉剧、湘剧、粤剧、桂剧、河北梆子的 《武松戏嫂》均是一演再演的保留剧目，至后来的评剧、越剧改名为《武松与潘金莲》，不过内容并没有变。潘金莲被列为《水浒传》中“四大淫妇”之首，早已是一桩铁案，这决不仅是因为施耐庵如椽巨笔，而是中国强大的道德力量的判决。想在这方面再做点别的文章当然是困难的。民国初兴，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编了一出《潘金莲》 略表一点不平，竟至引火烧身。至于一些激进的学生写的为潘金莲“翻案”的文章却从未见发表。近来的“荒诞剧” 《潘金莲》则是请出武则天、红娘、贾宝玉、芝麻官、人民法庭女庭长、《花园街五号》的贾莎莎，还从外国请来安娜·卡列尼娜来和施耐庵辩论，不过，据说也没有什么结果。当年，《金瓶梅》的作者在《水浒传》最流行的时期选择潘金莲为他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真不知他是怎样考虑的。

潘金莲已经是被《水浒传》定形、定性的人物，或许，《金瓶梅》的作者的选择是想为他的作品寻找存在的根据，但是，也因为如此，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他的创造。你看他一上来就抄《水浒》，下笔虽不乏灵巧，却缺少真正的创造活力，于潘金莲，只是多少改变了她的身世情况，写她本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九岁时被卖到招宣府，学习弹唱，后来又被一个老登徒子张大户收用，嫁给武大，不过是为做大户的外室打掩护。——这和《水浒传》只说她是使女出身，大户要缠她，她却“去告主家婆，意下不肯依”不同。

《金瓶梅》作者很相信自己的道德立场，这至少也是他敢于选择潘金莲作为他的小说主角的原因之一。待潘金莲由《水浒传》 的情节中解放出来，做了大商人西门庆的第五妾，作者仍然是沿着她原来的道德规定性继续写下去，而且把她的邪恶写得更甚。她贪淫，“把拦汉子”，和西门庆“淫欲无度”，还私小厮，通女婿;她凶恶，打骂吵闹，欺压众人，虐待丫环，逼凌主母;她狠毒，常常要定计害人，包括用红绢裹肉的方法训练了一只猫，害死了李瓶儿生的孩子。

《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已经很坏，继续写她的恶，再给她的罪行增添一些砝码以证明她死有余辜，实际上已经大不必要。如果仅仅是这样，《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个人物一定会乏味得很，要看淫妇的恶行，古往今来那些公案故事里有的是。但自从作者甩开《水浒》，一个新的活脱脱的市井荡妇就站到了我们面前。作者在这方面真正地表现了他描摹人物的天才。比如写女人的姿色，这对小说家来说自古就是个难题目，虽然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写女性音容颦笑的语汇数汉语最丰富了，但所有这些香艳的词藻都是诗词创造，也是为诗词所用的，一到小说里，常常成为陈套。《金瓶梅》作者也经常套一套，不过，其写吴月娘看潘金莲“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 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还发出“果然生的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的叹喟时，我们也要有点佩服。写些肉麻的曲儿道衷情，弄弄琵琶解烦愁，这都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不会的。作者还写潘金莲实在聪敏得很，斗心眼别人一般斗不过她，把汉子也缠得最紧。其实，在妻妾争风中她的条件不算太好，在名份上比不上大老婆，在气性、人缘、子嗣、肌肤上不如李瓶儿，所以她虽然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下贱的手段，但确实也得靠心机。她常耍小聪明，有一次西门庆和吴月娘闹矛盾，过几天又和好了，家宴的时候，她就点家乐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暗地里嘲讽他们，孟玉楼那些人就没一个懂。至于口齿伶俐更是难得有人相比，那是一张刀子般的嘴，满口恶语粗词，有一回，她的丫头春梅与奶妈如意儿争用棒棰，她跑去骂如意儿，遭到反唇相讥，她就动手揪人家头发，打人家肚子，后来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孟玉楼，说了毕里剥啦长长的一段话，印在书里足有一千多字，还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其中还揭了可怜的如意儿为了到这儿混饭吃，隐瞒自己有男人的短处。孟玉楼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雪里消死尸，自然消他出来。”孟玉楼又问：“原说这老婆没汉子，如何又钻出汉子来?”金莲道：“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慌儿成不得! 他不凭撺瞒着，你家肯要他! 想着一来时，饿答的个脸，黄皮儿寡疫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看你贼淫妇，吃了这二年饱饭，就生事儿雌起汉子来了。你如今不禁下他来，到明日又教她上头脑上脸的，一时捅出个孩子，当谁的?”这种声口，后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学了不少去。凤姐自然也不是好人，但就凭这声口，就显得是那样生动有力。

有位作家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人在书中读的其实不过是人自己，说人在书中写的更是人自己，可能也有道理吧?据说大作家里就常有人喜欢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自己作品里的主角“某某就是我”。这当然不是说写车夫自己就是车夫，写妓女自己就变成了妓女，主要是说人物总是渗透着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怎样老是在议论中强调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对潘金莲形象的描写，却常常暴露了他另外一方面的态度，有人就说作者对潘金莲有时“欣赏得入迷”，写起来，笔端又常常缠绕着同情和原谅。这使我们想起作者为什么要添加和改动潘金莲的出身，是不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金莲的命运从小就挺苦的，她的堕落实际上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是的，命运无情地把她摆在猥琐的三等侏儒的妻子的位置上，是够令人悲愤的，有钱有地位的李瓶儿都禁不住诱惑，更何况她呢?在西门庆家里，她的邀宠、害人也可以部分地从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个惯于打妇煞妻的西门庆不是指着孟玉楼说“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银子”吗?最了解她的春梅说她是争强好胜的性儿，但命运偏偏使她常常难堪。这就反激她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来抗争，多妻制下的女子，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她的箱底儿薄，为了一件皮袍子，不得不费那么多周折，这种东西李瓶儿有一大箱，吴月娘、孟玉楼也都有，即使如此，她却舍得花钱请刘瞎子“回背”，要拴住西门庆的心，那方法其实麻烦得很，她还请薛姑子配坐胎药，这都是为了她最切身的利益。她的加害李瓶儿以及视如意儿为眼中钉等都因为感到了她们对自己的威胁。

创作心绪在道德意识和同情心之间摆动——这种同情心产生的根源在晚明普遍的社会心理，因而本质上是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的——使《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上左右支绌，幸好他找到了连接和平衡两者的桥梁，那就是将一切归结于“欲”，或者说“人欲”。作者企图向我们说明造成西门庆、潘金莲等人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过度的欲，正是在炽热的欲望中他们自焚了自己。精明如潘金莲也是因为欲迷心窍，所以才误入武松“色诱”的圈套，送了性命。《金瓶梅》中潘金莲的结局写得很有意思：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因和陈经济通奸，被赶出家门，送到王婆处待卖，恰好武松遇赦回来，假言要娶潘金莲，因恋武松，她也就欣然回到紫石街，于是重演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一幕，通过这种对《水浒传》的回归，作者满足了读者，也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意识，这样，他就用不着因为自己曾经渲染过人欲，并表现过对人物的同情而心里歉然。

不过，这大概实际上只是作者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写的这本书给人感觉实际是人欲横流，各种人类最恶劣的欲念鼓荡于其中，并已渗入全书的审美情趣，以至于删不胜删，躲不胜躲。这种人欲照孟子说是“食、色”两种，照朱子所说主要有“或好饮酒，或好货财，或好声色，或好便安”等等。在《金瓶梅》集诸般欲念于一身的是西门庆，于潘金莲身上最突出的大概是色欲，今天人们称性欲。书中写她并不十分贪财，虽然她在西门庆家把揽汉子的斗争曾经取得煌煌战果，但直到被逐出家门，她还是一文不名，李娇儿还偷了几个大元宝跑了。别人窃财的时候，她是忙着偷情。作者写潘金莲特别热衷于性，性欲成了她生命的动力，她的所有的聪慧，人生所有的努力，奸诈、残暴、犯罪几乎都是为了追求性的快乐。作者是那样饶有兴趣地描写她欲火中烧的情态以及她在性行为中的表现，如果仅仅是为了对性欲的谴责，这似乎怎么也难于服人。就好像比《金瓶梅》稍早一些的《如意君传》，明明是借薛敖曹与武则天的故事描写性行为——《金瓶梅》中的许多性行为描写明显受其影响——却说因为敖曹的“性谏”而使唐中宗复位，因此这部小说是有益纲常的。说起来真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写性，尤其是恣肆铺陈性行为，这是《金瓶梅》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无疑触犯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敏感的神经，诲淫的罪名是逃不了的。《金瓶梅》的作者真是自找苦头，怪不得他几百年来藏姓匿名，否则人们一定指名道姓骂他，九泉之下绝不会得安宁。其实，文学既然是人学，理应表现人性、反映人性，而在人性中，性关系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人类的世界就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两性关系永远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内容与性有瓜葛的实在太多了，这实在用不着举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性意识来写。就潘金莲的一生来说，对性的追求绝少今天我们理解的性爱的因素，她所深陷于中的主要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官能享受，以致失去人性。有人说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所以较之与其他妻妾更密切，只是一种性的契合，也有人把潘金莲比作“女蜂王或黑寡妇蜘蛛”，基本上都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作者张厉这种性和性关系，是一种被长期禁锢的社会心理的渲泄，虽然在当时对完全否定人欲的传统观念不无冲击意义，但这种缺乏理性的火焰，暴露了作者对性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上——当然，这受到时代的制约，我们只能承认这种历史存在，而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作者，因为本质上他只是一个善于描摹生活的小说家，而不具有思想家的气质。

作家的性意识与作品人物的性意识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是《金瓶梅》写性问题的要害。也许，它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性文学的要害。由于作者太注意从性这个角度来表现潘金莲，不免使他的描写夸张的成份加强，使人物本来应该包涵的历史和美学内容有所削弱。由此使他对人物的同情和欣赏显得浅薄，很难征服大多数读者。但是，作者所描写的潘金莲这种人生经历无意中对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提示：当历史和社会没有为人性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人性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必将造成各种人生悲剧。凯瑟琳·安·波特说过，《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描写的生活只不过是“一连串长长的灰色的、单调无趣的日子，不时以一种性的享乐增加一丝愉快”。有人认为这对劳伦斯的小说不太公平，但确实可以用来说明潘金莲的人生。封闭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单调和卑微的生活，把生活的活力挤压到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这才是潘金莲人生悲剧的底蕴。在这一点上，《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违离生活的真实，这比有些小说明明写的是最原始的性欲，却要联上什么主义，企图证明原始的肉欲能克服人性的异化，导致人性的升华要朴实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