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鬼观念起源于祖先崇拜。文献资料和地下发掘的原始文字和器物都证明，从殷商起崇鬼观念已经盛行。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宗法制度作为社会有形构成和文化心理的骨架未变，鬼就永远牢牢地缠住人不放。所以，鬼故事虽不能说是中国文学的特产，但其绵延之久，数量之多，类型之繁富，都足以称雄世界。

西方文学中的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原始自然神意识下所产生的鬼魂，如希腊神话传说中许多要求复仇的亡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幽灵之类;另一种是基督教浸淫西方后的魔鬼和不能进入天堂的鬼魂，如但丁《神曲》中炼狱里的鬼魂等。不论哪一种鬼，都明显地作为一种超人间的存在出现，很少有混迹人世生活中像活人一样和人打交道的。有之，便是近代的荒诞小说，大抵是小说家的故作狡狯。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反映的则是人死为鬼、人鬼皆为实体、人鬼并存干世间的观念。一方面，鬼是异物，神秘地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另一方面，鬼又是可以用多种方式和人打交道、参与人际关系的奇妙的实体。这就赋予了鬼在文学中表现社会关系的功能。简言之，鬼竟是一种特殊的人。于是，鬼能够被当作事实而载入历史，更不说汉魏六朝以来的志怪书和后世的小说了。不但东晋作《搜神记》的干宝要证明神鬼之不诬，连现代侈谈特异功能的人都还在大谈鬼魂，有人编造故宫里鬼影翩翩起舞的奇谈，竟也还有人相信，在中国，鬼故事的遗泽之远，可见一斑。

大凡鬼故事都有爱爱仇仇的情节，鬼干着人未能干或没有干完的事，如冤鬼复仇，或死鬼报德，或老鬼庇佑活着的子孙亲友。在报怨报德之外，也有不少鬼作弄人或鬼求爱的故事，弄到有井水处都有鬼在的地步。各种鬼故事的佳篇往往设想幻妙，不是影射或讽喻社会现象，便是以鬼来参与人间生活以开拓、丰富文学对人生描绘的领域，人鬼关系是人际关系的补充。在这种场合，超人间的幻想就有了人间的现实意义。同时，因为描写鬼也是描写人生现象，就不再是“画鬼容易画人难”了，画鬼也需要有与画人同样的对人生真实的把握力和表现力。

这篇《一窟鬼癞道士除怪》见于《警世通言》，大概可算话本中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奇异的一篇鬼故事了。小说叙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福州秀才吴洪来临安(南宋的行都杭州)赴考落第，只好教学塾糊口。某日，一个半年前曾在学塾旁住过的邻人王婆闯来，给他做媒，女方是一个秦太师府三通判家出来的李乐娘，除了多才多艺、妆奁丰厚外，还有个从嫁丫头锦儿。这女人只想嫁个秀才，说住在陈干娘家待聘。吴秀才偕王婆、陈干娘去相亲，又见李乐娘容貌出众，很快就成了亲。婚后，除锦儿有过一次异征外，夫妻相处甚得。

时值清明，吴秀才闲游西湖，至净慈寺，寺对面酒肆伙计说酒店有一官人，约请吴秀才相见，原来是王七三官人。后者约吴秀才同游，经苏堤乘船，至茅家埠上岸，过玉泉、龙井，到西山驼献岭下王七三家的坟舍旁的小花园饮酒，不觉大醉。天色已晚，王七三官人约他去九里松路上妓女家混一夜，其时城门已闭，吴秀才无奈，只好随行。不意途中遇雨，只好到路旁一个竹门楼下躲雨。那竹门楼原是一个野墓园，并无屋宇，两人只好在门下石坡上躲雨。这时，墓园中忽有一个貌似狱卒的人叫朱小四，朱小四果然答应着从墓土中跳出，吓得吴秀才与王七三官人魂不附体，踉跄逃入一个破落山神庙，紧闭庙门，抖抖索索地隐匿起来，只听得外间朱小四和那狱卒厮打。吴秀才正埋怨王七三官人不该带他在外耽误，既受惊，又累家中妻子牵挂，忽听得庙门外妇人的声音，原来正是妻子和锦儿。吴秀才这时才恍然明白她俩也是鬼，不敢应声。两个妇人嘟哝了一阵才去。守到五更天，两人出庙下岭，只见林子里走出两个人，原来是王婆和陈干娘。吴秀才和王七三官人这时才知道这两个老妇人也是鬼，慌忙奔下岭，到一家村酒店中，一面买酒吃，一面躲王婆等追赶，不料酒店的卖酒汉也是鬼，酒店刹那变成一个墓堆。两人急忙取路到九里松雇船，至钱塘门上岸，王七三官人独自回家，吴秀才先到钱塘门王婆家，大门紧锁，问邻舍，方知王婆已死去五个多月，接着又得知陈干娘也已死去一年了。回家当然也找不到妻子和锦儿。后来经一癞道作法拘召，原来李乐娘是秦太师府三通判的小妾，因难产死亡的产鬼，锦儿是因通判夫人妒忌被迫自杀的割杀鬼，王婆是水蛊病死的膨胀鬼，陈干娘是溺死鬼，朱小四是痨病鬼，岭下酒家是伤寒病死的鬼。一夜所遇莫不是鬼。

一般鬼故事大都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鬼闯入人生中，这篇小说则除了主角吴秀才和王七三官人(连此人是人是鬼也不能确定)以外，其余的人物统统是鬼。但要说人进入了鬼世界，倒不如说群鬼进入了人的世界，或这是一个人鬼为伍的世界。如果说作者意在讽喻人间犹如鬼域未免有些穿凿，那末就鬼主角李乐娘和鬼使女锦儿是秦桧家的枉死鬼这一点，多少可以看出作者抨击的指向。

本篇收入《警世通言》前，原题名作《西山一窟鬼》，是冯梦龙据宋人传来的旧话本修饰而成的。南宋佚名的沈某著有介于志怪体和传奇体之间的文言小说集《鬼董》，其中《陶家小娘子》一篇，情节与设想颇和这篇小说相近。《鬼董》作者沈某，据元代泰定三年(1326)钱孚的跋语，是南宋孝宗、光宗时的太学生。推其年代，和出现《西山一窟鬼》话本的时代相近。现在无法考定这两篇小说之间的关系。以本篇入话对《念奴娇》一词的逐句溯源的学力看来，原来宋人话本的作者断不是平常的说话人，如不是饱学的书会先生，就是一个儒士的创作，猜想旧话本的作者与《鬼董》的作者为同一人，不能说毫无根据。

《鬼董》中有《金烛》一篇，是明明白白讽刺秦桧的贪赃纳贿的。与本篇题旨和内容相近的《陶小娘子》，女鬼是张郡王家被杀害的嬖妾，张郡王即清河郡王张俊。张俊正是南宋将领中力主和议，和秦桧情投意合，并助成秦桧制造岳飞冤案的帮凶。这点联系，或许也可以作为《鬼董》的作者即本篇前身《西山一窟鬼》作者的一点小小的内证。

小说从王婆给吴秀才说媒起，到吴秀才和李乐娘成婚止，一点不露怪异痕迹，中间发现锦儿披发血污，稍露变异，作为悬念，略逗下文的清明游春到处见鬼，这才揭开帏幕，过去生活中的人物也个个是鬼，霎时满纸鬼气逼人，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制造气氛的本领十分高明。气氛是恐怖小说的鬼魂，古来谈鬼的故事以《搜神记》阮瞻故事(《太平广记》引此故事，谓出《幽冥录》)为最隽妙。阮瞻素执无鬼论，夜间有客来谈，互辨鬼之有无，阮瞻坚说无鬼，反复辩驳，来客词穷，便作色道：“我就是鬼!”变形而灭。读者试闭目一想，静夜忽有人来谈鬼，辩论结果，对方竟是鬼，多么出乎意料，令人毛发俱立! 但阮瞻故事过于简单，不曾制造出阴森气氛，只是设想奇妙。而此篇则设想不亚于阮瞻故事，还有真实细致的细节渲染，因此有非凡的效果。

这非凡的效果是从一些或朝夕相处或正常往来的平常人陡然发觉原来都是鬼这一突然事变产生的。假如没有前面锦儿略作变异的情节作伏线，没有端倪可寻，便突兀得使读者毫无感情准备，节奏感也差一点。但更重要的是，假如突变之前的平常生活有某种异样的空气，某种缺乏亲切感和真实感的杂音，那末就不能把读者带到与鬼世界的毫无关系的人间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中去，从而陡然的变异也就产生不出强烈的恐怖效应。秘密在于，这些鬼在未暴露身份之前，具有生活中人的一切特征，使主人公和读者一起生活、感受在人间关系的氛围中。当你和一些亲切的人度着极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一旦发现这些人原来是异物，你的惊恐决不是从别人那里听一个鬼怪故事所能比拟的。作者的本领就在于先引导读者进入日常生活的真实中，在你确信了那真实时，突然出示其变异，这反差就叫人愕然了。先将鬼写得一如真人，幻境一如真实人生，这才使幻境中的人从幻境中觉醒后依然觉得幻境的真实。一言以蔽之： 虚构的真实来源于提供给虚构的人生的真实。

虽然小说所描绘的场景和社会风情离开现在已经有七八百年了，但小说所展现的南宋时杭州的人情习俗如在目前，真实可信。人物的性格，包括心理状态、行为和语言，都勾勒得相当准确、平实，不事夸张，给读者以一种日常生活的亲切感受。小说没有着力写人物，也没有对生活作出明显的褒贬，仿佛是画了一幅鬼趣图，实际上是一幅世态风俗画。虽然末尾癞道人训斥吴秀才“教你备尝鬼趣，消遣色情”一番话未免蛇足，但也是旧话本结局的套式，于全篇尚无损害，不足为病。

本篇的入话和《崔待诏生死冤家》(宋话本原题为《碾玉观音》)是同一模式，大概也是南宋时期文化较高的说话艺人的标准入话。否则，即使是书会先生的创作，当场要背诵那么多词，一般的说话人也是承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