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几成了一个典故，范进作为八股腐儒的典范，知名度和被引用率都高得惊人，不但令杜少卿自叹弗如，恐怕也是作者始料不及的。“腐”是偏词，中心词还是“儒”。然而，他有足够的“腐”，却与“儒”不甚沾边，无论外在的身份特征(中举前是如此，中举后成了官吏，更不见儒风)，还是内在精神，既不像宋代的理学家，更不像清初的朴学家。如果说范进是儒，那就是说，儒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整部《外史》中堪称儒者，除了那几位大贤外，就是以个人主义姿态表现儒家本色的杜少卿了。虞博士有点先秦儒风，杜少卿有点唐代儒生味，总体上他们都秉持着“为仁由己”的儒家的根本精神。至于八股士子、假名士正因为他们败坏了儒家精神才激起了作者的批判冲动。《外史》写了真儒及其亚类奇人的漂泊流浪——那个社会已无法吸附此等真才，写了那些不但没达到儒家标准，反而败坏儒风的“跳蚤”们的无根的浮动、虚妄的窜伏。总而言之，儒不是无法安身，就是因子转移，成了别的品种，“儒而不儒”，遂有“外史”。《外史》 也确写出了儒的质变。

唐宋以前的儒是有侠气的。宋明以后有的士子表现出的正义凛然、不计成败的精神显然与这种侠气一脉相承。明代的李贽极力给疲弱的后儒灌注任侠的精神，直到吴敬梓还用侠气表彰有个性色彩的儒生本色。但这一切似与范进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不但与侠难以相通，简直与侠正相反：侠勇，他懦; 侠强，他弱;侠个性饱满、生气勃勃，他全无个性、尸居余气，何尝一日有过高声;侠威风凛凛，他窝窝囊囊; 这样罗列现象可以比个没完。我们绝不是要让范进去当侠客，而只是要说，在这对照之下，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范进离开那有侠气的儒已经多么遥远了，远出了儒家范围，不但不是君子儒，也不是小人儒，而且腐得不像儒了。让孔夫子来辨认，也不会说是他的门徒! 面对范进这样的腐物，恐怕老夫子连“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样的关系也不愿意承认的。

那么，他是什么呢?他本性迷失的程度真使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了： 中了举是个官，不中举是口痰! “稂不稂莠不莠”是金有余说他老师周进，然而，周进还常年坐着馆，范进则在中相公前连个馆也未得坐。他中相公后，胡屠户说：“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 周进到薛家集坐馆还须夏总甲的面子，范进显然只有胡屠户这样一个靠山，而在杀猪行事里寻个馆简直是缘木求鱼罢。对他来说，也似乎用不上什么“牺牲品”之类的悲壮的形容词，他有什么能拿出来牺牲呢?他既未走在时代的前面，也没有肩负着什么伟岸的历史必然要求，他甚至连个性也牺牲不出，他简直像无机体一样，完全依附于那个社会。八股取士其实正好是他们这号人的依托和救星。他恐怕连八股文那种适合于“笨伯”的文体也作不好，周进说他的文章好，大有《聊斋·司文郎》里所写的味道; 至少是充满偶然性的： 假如周学道无暇再看第二遍，假如魏好古才思再敏捷些，紧接着范进就交卷，则范进的命运可能还是江山依旧，他的录取最起码是极不严肃的，未期收完卷子就给了范进个第一;而且真好还是假好只有周学道知道，这位学道大人也未必知道好不好，反正衡文大权握在考官之手，士子的命运便成了偶然性的血肉注脚。作者故意“特犯”，又让范进当学道，去荐拔士子，这显然是对当时文运的夸张性讽刺了：昏庸颟顸如周进、范进，本身腐而不儒，却居然把持着文运，真是海外仙山般的奇伟瑰丽之景观。

其实，范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他像一个游魂，漂流在茫茫人海中，岳父不以其为婿，“高邻”不以其为人。他没有位置，也没有角色意识，以一团昏浊的腐物任凭人们踢来搡去，他似乎既没有生活方式，也没有情感形式，似乎是科举制才赋予了他现实品名，使他成了八股考生直到考八股的学道。而且他中举前后是一色、一致的麻木不仁，当了举人、学道之后，那颗枯死的灵魂也泛不起什么欢乐的涟漪，一如他贫贱、卑微时也无牢骚怨言一样，莫非庄周企慕的那种“入火不爇，入水不湿”的真人在他身上应了验?看来简陋也能使人坚强，空洞也能使人安详。不信，请看范进。

惜乎哉，一声“噫! 好了! 我中了!”葬送了范进超凡入圣的前程。中国没有超出规矩的神经病，像徐渭那样的奇人甚少，像西方的哲学疯子更少，倒有不少被规矩压抑成的神经病。范进中举之前就生活在严重的心理障碍中，正是那心理障碍成了他的铠甲，成就了他的承受力，使他安详地耽于一种幻象、安详地聆听着岳丈大人狗血喷头的教训，坚强地连考二十余次，屡败不悔，从容镇定。一元化的价值取向，来自各个层次的催逼压迫，不是个使人失去自由的问题，比这个档次要低得多，是个使人失去活气的问题，个个蒙昧得虽生犹死如范进，则治者的天下便永远太平无事了。范进也有睁开眼看世界时，便是面对“连登黄甲”的“捷报”时，“两手拍了一下”之后的那一声笑，那时他摆脱心理障碍，从尸居余气中复活了，获得了一刹那的清醒，他终于也有了活人的情感波澜。当然，像个二十年没见过阳光的人会晕倒在烈日下，也像一个苦恋了二十年的人突然收到了“待月西厢下”的柬札而幸福得失控。范进在持续的失败中已将失败当成命定的“必然性”，“中了”反而成了巨大打击，类似飞来横祸，他的发疯，只是迷失了惯性，因为他早已没有本性可用来迷失了。不是在他发疯时，而是在他发疯前揭示出多少人性的弱点! 那些弱点汇成一个“腐”字，却脱离了儒的本义，要么就是“儒”有了新的引申义，甚至可以与“腐”通假了。

若挥洒浅层次的人道主义的感情，则范进之活得窝囊令人同情、悲悯。然而，“上帝”是让他下来做个人，并不是派他当擦脚的地毯啊。本来天地之大，别有一种活法在，他株守科举、甘心为腐奴，怨谁来?他自然比不了杜少卿，杜少卿是世家子弟，有钱有闲，但他为什么不能像荆元那样自食其力，有自己的内心、情感生活呢?当然，他的智能有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他走差道儿了。他白活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