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这个人物不仅有其自身的典型意义，而且对于《水浒传》全书所要描写的典型环境、情节结构和主题思想，皆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

高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作品介绍他是“一个流浪破落户子弟”，从小就不学正道，不务正业，是个“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受官僚富豪豢养，帮共消闲作东的无赖，“每日三瓦四舍，风花雪月”中鬼混的流氓，是个毫不懂“仁、义、礼、智、信、行、忠、良”的小人。因踢得一脚好气毬，京师人顺口叫他“高毬”，后来发迹，便把“毬”字“毛”旁去掉，添作立人，叫作“高俅”。汉字毛旁写作“犭”，属于“犬”部，也就是说“后来发迹”才使他由犬变人，实则是衣冠禽兽。对于这样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败类，连他的父亲都不能容他，要去开封府里告他的状。“东京城里人民更不容许他在家宿食”，如同他身上散发着瘟疫病毒一样，人人都怕受他的传染。就是这样一个为人们所唾弃的家伙，却被哲宗皇帝的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王都太尉收留“在府内做个亲随”，并因此使高俅有机会跟他的小舅端王——后来的宋徽宗皇帝接近，被宋徽宗所看中和重用。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也就是成为军队的总指挥。

作者不只是把揭露批判的矛头指向宋徽宗，而且指向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如果说高俅得到徽宗的提拔重用，主要是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昏庸的话，那么高俅发迹上任之后，立即迫使“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出走延安府，就进一步揭示出由于昏君的不善用人，而必然造成奸臣当道，朝廷政治腐败，忠臣良将遭受排挤、迫害。高俅到任第一天点名，就借口王进半月前患病未痊，未来参拜，而“随即着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因先时高俅曾学使棒，被王进的父亲王升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便恣意对王进实行报复。在王进抱病参见高俅时，他一见面迫不及待地就查问：“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又“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着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 你把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他自己是个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根本不懂什么武艺，但他却有脸讥笑和斥责王进“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他自己是托宋徽宗的势爬上殿帅府太尉的宝座的，而他却斥责王进“你托谁的势要?”如同金圣叹在这段话后面的批语所指出的，这是“句句骂王进，句句映高俅，妙绝!”李卓吾的眉批也指出：“小人开口便是托势，因自家惯托势之故也。”高俅已“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只因“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以“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才免遭此刑。但已使王进清楚地认识到：“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 “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着”，只有私逃到“延安府去和经略相公镇守边庭”，安身立命。母子被迫外逃，在路上一月有余，由于鞍马劳累，老母心痛病发，暂住在史太公庄上。史太公的儿子史进习学武艺，王进要教他，他起先还瞧不起王进，经过实际较量，终于使他拜王进为师，“每日求王进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作者说这是“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顽劣拜先生”。这段描写，显然也是对高俅说王进“你省的甚么武艺”的驳斥。王进确有十八般武艺，般般高明，而腐败的封建朝廷却硬要逼他逃命，使他的武艺得以传给史进，而史进后来又成为梁山的水浒英雄一○八将之一。用作者的话来说，这叫“彼处得贤，此间失重。若驱若引，可惜可痛”。作者写王进故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揭露受宋徽宗重用的小人高俅如何狠毒地迫害贤良。如作者所说：“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

由揭露一个高俅来进一步揭示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封建朝政的腐朽，为水浒英雄的武装反抗政府，描绘出一幅“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典型社会环境，这正是《水浒传》在思想上的深刻之处和在艺术上的高超之处。

这只要把《水浒传》和被鲁迅称之为“《水浒》之先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被郑振铎称之为“最初的《水浒》雏形” (《水浒传的演化》)的《大宋宣和遗事》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高下。《宣和遗事》所写的三十六位英雄先后分做五批上梁山，究其造反的原因，不外乎都是属于“乱自下生”。

从《大宋宣和遗事》所描写的这五批人上山造反的原因来看，都是属于个人的过失，都未提到宋徽宗皇帝昏庸、高俅等奸臣陷害的问题。

《水浒传》作者在这个“雏形”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有关水浒的传说、话本和戏曲等材料，对水浒英雄之所以上梁山造反的原因作了根本的改造和加工，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改“乱自下生”为“乱自上作”。如林冲受高俅的政治陷害，必欲置他于死地，终于把本来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的林冲逼上了梁山。而这在《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以前的任何有关水浒的故事中都是从未提到过的。《水浒传》写高俅其人，似取材于宋代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其中写到高俅仅仅因为会踢毬，就成为端王的亲信。端王登上皇帝宝座后，便“优宠之”，加以提拔重用。这段情节跟《水浒传》的描写是一致的。但是《挥麈后录》只字没有提到高俅迫害王进、林冲等人，《水浒传》作者却把他写成是个迫害王进、林冲等人的罪魁，并通过徽宗皇帝对这个泼皮无赖的赏识、重用，以及高俅的倚官仗势，利用职权陷害好人，这就给水浒英雄描绘了一个“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社会典型环境。它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人物的反叛和被压迫阶级的犯上作乱，都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自身的腐败造成的，高俅发迹和他的倒行逆施，就是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