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纠纷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必然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更由于财富对人的诱惑力，使争夺它的人们最易暴露本性，什么穷凶极恶、阴险卑劣的事都干得出，什么父慈子孝、兄恺弟悌之类的面具都在财产争夺战中一一戳穿，哀乐哭笑，无所不有，构成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给文学提供了广大的用武之地，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财产诉讼案也是官府贪赃纳贿的最佳买卖。贪赃总和枉法相连，枉法就一定有人受屈，贪官必定又是昏官，利令智昏，昏的结果总是便宜了有钱有势的人。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遂使凤毛麟角的秉公断案的清官成了民间歌颂的救星。清官思想是政治黑暗、人民无权的产物，包公、海瑞之类的人物之所以有着深广而久远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此。以至于直到今天，“七品芝麻官”徐九经们在舞台上还大受欢迎，“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竟成为格言。新创作的小说中，清官或变相的清官在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社会现象。

本篇也是一个审理财产纠纷案的清官故事：永乐年间，北直隶顺天府香河县有一个退休的倪太守，七十九岁娶了一个姓梅的贫家女儿为妾，生子善述。倪太守原有嫡生子名善继，早已娶妻生子，夫妇生怕善述要分割家产，遂出垢言并制造事端。过了五六年，倪太守病终前将家产全部交给嫡子，只留一幅“行乐图”给妾及其幼子，并私下遗命须待善述长成，等得“贤明有司”来，可将此图前去诉理，求其细细推详，“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倪太守去世后，嫡子尽占家财，梅氏母子艰苦度日，凡事忍耐。善述十四岁时，因与兄长争执，母子被赶至东庄陋屋。梅氏将倪太守遗命之事告诉儿子，只是“行乐图”中仅画有倪太守怀抱婴儿，手指地下，母子揣摩不解。一日，善述听人讲述新任滕知县断赵裁被杀一案，知其贤明，遂与母诣县，告善继所为，并根据倪太守遗嘱，呈上“行乐图”。滕大尹千思百想，后偶因茶水沾湿画卷，露出字迹，始知内藏倪太守遗言： 家中旧屋地下埋有留给善述的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并写明要善述赠贤明有司白银三百两。滕大尹见偌多金银，“未免有垂涎之意”，遂计上心来，借口到倪宅查阅，演出了一幕白日见鬼的活报剧，不提倪太守遗言，只是装成与倪太守魂灵交谈之状，使众人信以为真。遂判房屋田园全归善继，仅将旧屋判给梅氏母子，使善继心满意足，表示永不翻悔。然后才说出旧屋内所埋的金银，并假托倪太守之命，说那黄金是赠与他的，于是净落了一千两黄金。本篇因滕知县装成与鬼魂交谈而断案，故名之曰“滕大尹鬼断家私”。

这篇小说的最深刻之处在于给清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包含着一个无伤大雅然而毕竟尖刻的讽刺。倪太守的遗言只是答应在窖藏断给小儿子后酬谢知县三百两银子，这位“清官”却在“鬼断”后捞进黄金一千两，按当时的金银比价，大约一万两银子。滕某只是个知县，比四品的黄堂知府矮一大截，在一桩小小的财产纠纷案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刮进了“十万雪花银”的十分之一，那么，这位死掉的倪太守的大量金银又是哪里来的呢?这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封建官吏贪婪本性于此可见一斑。

依靠刮地皮刮来的造孽钱，封建官吏干出了许多丧失人性的坏事。倪太守76岁高龄，靠他的臭钱娶了年方17岁的贫家少女，十足是曾祖父和曾孙女辈的结合。封建统治者，从皇帝到地主，只会一门心思地在性生活上追求动物性的满足，从女性身上寻欢作乐。而大喊维护社会道德、长叹世风日下的也正是这些衣冠禽兽。倪太守这样的行为，难怪儿子和媳妇不满和非议。自己老不正经，不知羞耻，还要怪儿子是“天生逆种”。父子之间因而各怀鬼胎，地下的窖藏是老早埋下的，多少年前就防着一手了。封建家庭的父子之道就是这样互耍阴谋的把戏，又怎能怪大儿子欺侮孤儿寡妇，霸占家产呢?小说原原本本地描绘了这个过程，把封建家庭中伦常关系的真象全给赤裸裸地亮出来了。

滕大尹的“鬼断”也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它和包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中描写鬼魂出现、亡灵附体的情节完全是两回事。小说并没有张扬鬼神，而只写了滕大尹装神弄鬼的欺骗行为，对封建统治者利用迷信欺骗群众的行为作了有趣的揭露。

这篇小说的本事见于明无名氏《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下卷，冯梦龙将本篇编入《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前，未见单行本。小说虽叙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故事，但就其风格看，当创作于明中叶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在《皇明诸司奇判公案传》中，断案的清官分文未取，而本篇却写滕大尹见财垂涎，最后是“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内，落得受用”。这正是中晚明时期“好货好色”习以为常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古今小说》中还有一篇《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益授贵州安庄县令，其地“蛮獠错杂，号称难治”，杨踌躇不敢往，一异僧荐自己已婚的侄女李氏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前往，赖李氏法术，使一县归顺，且得到大量财物，任满后，异僧、李氏与杨益竟将财物按一、四、六分成，更是公开视做官如经商的行为。可与本篇“落得受用”之意互为注脚。

本篇的表现手法也很不俗，中间插入滕大尹审理奸杀冤案，使情节在统一中又有陪衬，或可谓颇具匠心。和其他一味歌颂清官、靠情节取胜的公案小说相比，大应刮目相看。清初戏剧家李玉曾取此篇故事作《长生像》传奇(见姚燮《今乐考证》)，弹词、鼓词等民间曲艺也曾衍演此篇，有一定的群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