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见《连城璧》第8回。

故事讲万历间江西有个叫马麟如的读书人，有一妻罗氏，一妾莫氏，还收了一个丫环叫碧莲的做通房，仅妾生一子。生子之年马得重病，看看绝命，其妻妾均矢誓守节，唯碧莲并不争誓，唯喏在两可之间。病愈后因学业荒疏，遂无心科举，与一个朋友万子渊一道到扬州行医。因医好知府症候，备受优待，后知府升陕西副使，也随知府到陕西，留万子渊在扬州。不幸万子渊病故，被误为马麟如。于是马麟如妻妾争相嫁人，碧莲却情愿抚孤守节。马麟如在陕西得副使提携，重新读书中举，回到故乡，感碧莲之义，立为正妻。后马中试为官，原来的妻妾均未得好报云云。

本篇是拟话本中常见的伦理小说。李渔在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择偶问题上向来不是封建礼教的顽固信徒，他的不少爱情小说大多倾向男女有由恋爱，嘲弄非人性的男女大防，属开明派，多少沿袭明季反理学思想的余绪。但在家庭关系上却持着传统礼教观念，肯定多妻制，也肯定寡妇再嫁是败坏纲常的失德行为。也就是说，在李渔看来，未婚女子如果没有求偶自由是违反人性的，死了丈夫的妇人的人性则应该扼杀。这恐怕是封建社会大部分在男女问题上比较开明的士大夫所同具的半拉子开明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传统的伦常思想所造成，也是男权社会男子自私的性占有的特征，害怕自己占有过的女人再为别人所占有，却从不以守一而终的道德去要求男人。

然而李渔懂得人性是扼杀不了的。寡妇大都要改嫁，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男人落得大方点，或者说，伪装得大方点。小说开头的一段“激情”哲学是很有趣的，可说是男性占有者的见道之言，也是挽回性占有权的最后一计。小说就从激将法展开了一个“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节，说明守节与否在于女人的品质，而李渔站在男性占有者的立场则赞扬了这种品质。

这篇小说的戏剧性在于它使男人亲眼看到了自己“死后”妻妾们的行为，信誓旦旦的背弃而去，原先未曾寄予希望的却为他守节抚孤。人死了，就再也看不到身后的家庭变化，是非只能让别人去评说。现在这死人“复活”了，自己看到了结果，人性统统展示在他的眼里，由他亲手加以报仇。这就把戏剧冲突自始至终密集到了一个人的生涯里，因与果浓缩了，对比度提高了，使这类故事通常必须用的惩劝手段“天理昭彰”变成了“人理昭彰”，确是一个新颖的构思。

为此，小说安排了一个误传马麟如死讯的情节。误会常是构成喜剧的重要因素，但一般作品中大抵用之于造成发噱的细节，用以作为情节的基本骨架的也常常以误会制造人物关系的一连串错乱以生发出喜剧效果。最有名的如莎士比亚根据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 《孪生兄弟》改编的《错误的喜剧》便是。李渔却只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大误会作为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关键，使这个误会从情节到造成戏剧纠葛的水平，提高到决定人物关系和贯彻作者的人生评价的水平。应该说是将误会因素的运用发展到极点了。

“死人的复活”显示了三个女人的灵魂。小说赞扬了完节操的梅香，这当然是夫权社会的伦常标准的评价。但是如果撇开了这一女子以守贞为美德的伦理偏见，就性格论，碧莲的不矜不伐、表里如一的品质也的确要比面谀心离，食言而肥的一妻一妾可爱得多。“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就是不讲夫妇关系，人与人之间也不能说变就变，薄情寡义。碧莲守节抚孤的自我牺牲从人情上看是有其可肯定的一面，这里有着超越封建道德之上的做人的道德。罗氏和莫氏在丈夫死后要寻求自己的幸福也未可厚非，如果不为封建伦常观念所囿，无宁说是正当的。但是男人的遗骨不放在心里，虐待孩子、席卷家产而去，毕竟有亏做人的道理。作者的褒贬也未可责以头脑冬烘。马麟如回家和碧莲、稚子相会的场面之所以动人，并不仅仅由于作者对败纲常和完节操的褒贬态度，在人性上是有唤起读者共鸣之处的。小说至今还有生命力，就因为它触及了封建道德感情以外的更广泛的人情。

从小说的艺术结构来说，情节发展到马麟如和碧莲重逢，已达到高潮。至此戛然而止，正恰到好处。后面的罗氏和莫氏的下场的交待，实系蛇足。这后面近一千字的叙述无非是说明夫死改嫁的妇女会如何受到社会的惩罚，如何没有好结果，十足是宣扬封建伦理报应的落后内容。这是作者陈腐礼教观念的产物，也是陈腐的叙事文学的老框子的因袭。这说明，刻意创新的李渔即使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