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流溢着奇光异彩的小说。全篇没有头尾完整、交待详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人物的一二奇行异事，写得虚虚实实、闪闪烁烁。小说写家境贫困，以书画为生计赡养老母的顾生，与其母常周济不知从何而来、对门而居的老妪少女，甚至老妪病逝后代为安葬。女则知恩图报，为其生子，但又不肯嫁与顾生。其女行踪诡异，剑术超群，曾以匕首掷杀纠缠顾生并侵犯自己的白狐娈童，最后提仇人头来与顾告别，自言是司马官之女，为报籍家之仇，隐姓埋名三年之久。小说极写此女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在那个封建礼教禁锢森严的社会，一个年轻女子，不怕抛头露面，不避男女之嫌，而又冷若冰霜;受顾家母子周济，不拒亦不谢，然又入顾家代母操作，为顾母洗创敷药，俨然如妇。尤其是她为报顾生养母送终之德，怜顾贫不能成婚，为之生子的异行，乃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之尤，济贫助人的侠义之极。篇名题为“侠女”，作品突出侠女的侠义之行，充分表现出作者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气和尊崇女性的民主意识。

这篇小说从思想到艺术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写郭解“急人之难，免雠于更。“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的高尚品格给予热烈赞扬。《刺客列传》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聂政、荆轲等五名刺客勇敢抗暴、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热情歌颂他们自我牺牲，以报知己者的侠义精神。作者于篇末赞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侠女》写侠女为报顾生孝养其母，以身相报，为其延一线之续，以成彼之孝的侠行，又写其以一孤弱女子，独力抗暴报仇的异行，明显可以见出是兼采游侠之同情贫苦百姓，“专趋人之急”，“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与刺客的勇敢抗暴和自我牺牲、以报知己的侠义精神。甚至司马迁借句践之语惋惜荆轲“不讲刺剑之术”而失败，《侠女》就大写侠女剑术之神异而大功告成。《侠女》在艺术表现上也继承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不重故事情节的首尾联贯、完整铺写，而注重人物奇行异事的描绘，以人物言行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特点，重在以为人作妇生子的异行来表现侠女的侠义性格。如将三篇作品对照看，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见出这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承继关系。

为了塑造好这位卓尔不群的侠女形象，作者在现实描绘上涂抹了一层神异色彩。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互相帮助完全是现实的街邻交往，侠女以身相报、为其生子延嗣的细节描写虽为异行，却也极为生活化。而侠女的来无影去无踪，以匕首掷杀白狐，以革囊提仇人头，甚而知顾生“福薄无寿，此儿可光门闾”，最后“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以上种种描写，倍增侠女神异，这种把现实神幻化的艺术手法，使得人物灵光四射，异采夺目，使其侠行义胆更加光彩过人。

这种把现实神异化的艺术手法，还起到了把现实的内容虚化的作用，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似真似幻。如小说实写侠女灭狐：“女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 而对其报仇之大事，则只用笑提仇人头来与顾生告别这样的侧面描写，即虚写来表现。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正如但明伦所评：“报仇是本文正面，剑术是报仇实迹，正面难写，而实迹又不可不写。乃于此处借狐以写匕首之神异。后之杀仇取头，只用虚写便足。”说明虚写(侧面描写、概略说明)避免了难写的实事，而又达到、甚至超过了实写(正面描写、直接具体的描绘)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在一短篇小说中大段大段地铺叙侠女报仇过程，反而会令人感到冗长平淡，不如仅用极少的笔墨写她用匕首击杀白狐，后只点出她取回仇人之头这样的虚实结合的写法来得强烈集中、凝炼含蓄，使侠女性格特征的表现更为深刻有力。这种把现实神异化，对侠女虚虚实实的描写，使得侠女是人似仙，如真似幻，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渔洋回末评)。小说还采用这种写法，实写详写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交往，以突出她以身相报的侠义行为，虚写略写她的来历、行踪、报仇经过，“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 (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虚写)。一方面倍增侠女的神异，一方面以简省的笔墨反映了更为广泛复杂的情节内容，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容量，同时又使作品结构紧凑、集中、精炼，充分显示出蒲翁对于短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精湛造诣。

悬念是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设置悬念是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手段。《侠女》善设悬念，将侠女行动诡秘、身份来历不明、剑术高超神异写得闪烁迷离，使人频生疑窦，悬想不已，直到最后侠女挟人头而至，慷慨陈词，才使人释疑。紧接着又境界翻新，写侠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给读者留下悬想的无穷天地，比之一般小说篇末释疑即止，匠心独运，结构巧妙，艺术魅力更大，显示出作者营构短篇的过人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