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2]，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3]，封禅，改正朔^[4]，易服色^[5]，受命于穆清^[6]，泽流罔极^[7]，海外殊俗，重译款塞^[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9]，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0]，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段意】 司马迁答壶遂问。说明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史记的撰述与《春秋》在作意上有同有异，不能简单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