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第十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第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第十三章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予既已知之矣。’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第十四章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第十五章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第十六章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注释〕　 乡：同“向”，向往。乡道：向往正道。　 约：缔约。与国：盟国。　 白圭(ɡuī)：名丹，字圭，曾任魏国相，善于筑堤治水。　 丹之治水：据《韩非子·喻老》记载，白圭治水的方法主要是筑堤塞穴，所以孟子指责他“以邻国为壑”。　 壑(hè)：沟壑，这里指受水处。　 洚(hónɡ)：大水泛滥。　 亮：同“谅”，诚信。　 恶：何，如何。执：操守，保持。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孟子的学生。　 好善：指乐于听取善言并采纳之。　 优：充裕。优于天下：治天下都足够了。　 轻：易，容易。轻千里：不以千里为远。　 (yí)：自满自足的口气。　 距：同“拒”。　 谗：说坏话陷害人。谄：巴结奉承。面谀：当面讨好逢迎。　 陈子：即陈臻，孟子弟子。　 周：接济。　 畎(quǎn)：田间小沟。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舜曾经耕于历山。　 傅说(yuè)：商朝武丁时的相。版筑：在夹板中填土，再夯实成墙。传说傅说曾筑傅岩墙，后为帝武丁所举用。　 胶鬲(ɡé)：殷代贤人，纣王时隐居民间。周文王在贩卖鱼盐的商人中找到他，举拔他为大臣。　 管夷吾：即管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士：这里指狱官。　 孙叔敖：楚庄王时楚国的令尹，曾在海边隐居。　 百里奚：秦穆公时为大夫。传说曾以五张羊皮的身价卖身为奴，后被秦穆公重用。　 拂乱：打乱。　 曾：同“增”。　 衡：同“横”，意为阻塞。　 征：征兆，迹象，这里用为动词，意为表现为。　 法家：掌握法度的大臣。拂(bì)：借为“弼”。拂士： 辅弼之士。　 术：方法、方式。　 不屑：不值得。

〔鉴赏〕　儒学的核心是主张修身为本，由此不少人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儒家只关心个人的道德行为。其实修身为本只是要把一种最高的精神价值变成整个社会所有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不竭的精神生命力，实际上他们心目中首要关切的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这也是贯穿《孟子》全书的主要论题。

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崇尚功利、功效至上的时代，为了争霸、兼并土地，或为了求生存而不断发生的残酷战争迫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增强实力，这就是强调富国强兵之道的法家在当时兴盛的根本原因。孟子在第九章中指出了这种时代的追求和思想路线的荒谬和危害。他从根本上否定那个时代所崇尚的价值取向，突出精神价值导向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根据他的分析，那些受到人们赞赏的“良臣”，他们的长处就是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还有就是擅长外交，能争取到盟国的支援，带兵指挥有方，战则必胜。但是孟子指出，如果这些能臣效劳的国君不志于仁，不维护正义，那么他们的才能就是为桀一样的暴君增加财富，为之打仗就是辅佐这种暴君为害于天下。他预言，如果按照这种路线坚持下去，即使把天下都交给他，他是一天也坐不稳的。由此孟子把当时人们视为“良臣”的人轻蔑地称为“民贼”，即为害百姓的人。

孟子在这里并不是否定治国才能本身的作用，也不是刻意贬低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和军事家的个人影响，他的惊世骇俗的“富桀”、“辅桀”的“民贼”之说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辩论和批判的手法，从后果揭露功利主义的功效崇拜的本质所在，说明精神价值导向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功立业首先要关注并加以解决的头等重要的事情。否则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能人，即使一时取得巨大的成就，最终也会毁于一旦，被历史所抛弃。秦国二世而亡可以说是孟子此说的一个验证。

孟子对白圭颇为得意的治水方法的评价实际上不局限于水利问题，也是借题发挥，谈论具体工作的价值导向的重要性。一种治水方法是否高明不是取决于它在一时一地的效果，而要从仁义价值观念的高度来加以评定，具体地说要从全局和长期功效来看它是否造福于大多数人民。根据孟子的说法，白圭治水是靠筑堤设坝以阻拦洪水，在他看来这是以邻国为壑，把洪水的祸害引向邻国，虽然救了本国之灾，却危害了邻国百姓，是不足取的，更无法与大禹治水的功德相比。由此看来，无论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精神价值导向，就会迷失方向，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孟子这几句话给人们的启示。

对于古代真正杰出的历史人物，孟子由衷地表示了钦佩。他赞赏他们卓越的品性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第十四章他一口气列举了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著名人物的生动事例，说明肩负历史使命的伟大人物都要经历长期艰难的磨练。他的人生困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对他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其卑微的社会地位肯定又使他经常遭受鄙视，甚至各种屈辱。然而孟子指出这些都不是坏事，它们“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是说触动其心灵，磨练他的意志，坚韧他的情性，增长他的才干。犯了错误，遭受种种挫折，才能取得经验，改正缺点，弥补不足；心意困苦，思路阻塞，才能发奋有所作为。有志之士经过千锤百炼，最终会成长为真正杰出的人才，成就伟大的事业。孟子讲述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从卑微的地位和艰难的困境中奋起的动人故事，他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名言，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胸有大志、身有才智，但地位低下、身处困境甚至绝境的人，使他们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没有一批铁面无私、严守法度的大臣，如果没有人敢于对国家政治进行监督和批评，又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隐患形成的压力，这个国家往往容易垮掉，走向灭亡。总之，逆境和忧患刺激人们奋发图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而长期处在安乐的环境之中，人们容易怠惰，追求享乐，人心容易涣散，从而使国家走向衰落。孟子的这些见解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