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齐梁迄于唐初,诗歌创作中心在于宫廷。精心修饰的法则和惯例,高雅的贵族社会趣味,在宫廷诗中占据统治地位。虽然宫廷诗兴起后就激起与之对立的诗论(这种对立诗论后来发展为复古理论),“但是这种反对仅有理论,缺乏诗歌实践,缺乏具有美学吸引力的替换品。”(斯蒂芬·欧文《初唐诗》)在这样的形势下,受对立诗论影响而产生的第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品,我们理当刮目相看,并加以推崇。魏征《述怀》便是这样的一篇杰作,明清时代操唐诗选政的名流李攀龙和沈德潜,一例将此诗置于唐诗卷首,决非偶然。首开时代风气的作品不出自纯粹的诗人,而出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一事实耐人寻思。魏征生在隋末乱离时代,属意纵横之说,曾作过道士,后在李密幕下供职,随李密投唐,成为唐太宗贞观时代的名臣,是个集儒生、策士、史家、诗人于一身的大人物。在唐高祖即位之初,太行山以东有一些李密旧部不肯降唐,魏征便自告奋勇去说服他们。《述怀》便是这次出潼关安抚山东地区时所作,诗题表明,它是一首言志抒情的作品。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形容秦末的动乱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群雄竞逐的局面与之颇相类似。魏征以一介文士投身政治军事活动,有类于汉代班超的投笔从戎。诗的前二句就融化典实,追忆个人夙昔的不凡志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戎轩即战车)一个“初”,在时间的界定上非常清楚。从当初算起到“出关”(诗题一本即作此)之时,诗人已饱经风霜,在政治上相当成熟老练。忆及在李密部下,曾进十策而不被采用,难免有过受挫失意之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雄心壮志。“纵横计不就”,是影响情绪的。但有志者事竟成,靠的是不折不挠的精神,“慷慨志犹存”,便足以令人振作。这二句抑扬中有擒纵之致,使人想起“屡战屡败屡战”(曾国藩)式的笔法,为之一击掌。短短四句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光荣的历史足以引起自豪感,比开门见山地写“驱马出关门”好得远。看他“杖策(持策,驱马)谒天子”,是何等气概,还真有点“长揖山东隆准公”(李白)的高阳酒徒郦食其的派头呢。须知此行责任重大,动关国是,作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这可不是儿戏。诗中连用了两个汉代典故,一是武帝时的终军自请出使南越,劝说其王归顺汉室,行前请授长缨,谓“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一是高祖时的郦食其请命劝降齐王田广,使其成为汉之东藩。这两个古人所完成的使命,与魏征当时将要做的工作非常相似。诗中用典不但切贴,而且突出了历史感和使命感,使诗意变得厚重。
        “郁纡陟高岫”六句穿插写景,毕叙征途的艰险。潼关表里山河,地势险要,在旅途是要备尝艰险的,“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便是真实写照。正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以下两句“空山”、“古木”、“寒鸟”、“夜猿”以及它们的啼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荒寒画图和画图难足的境界。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幽险去处,任你是何等人物,也不免心折骨惊。诗中不讳言险艰,还向读者强调了他的“惊”,乃至“伤”。“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二句,化用了楚辞中“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和“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感言对故国的怀念,和个人吉凶未卜的意识。虽然诗人这里着重写自然环境的艰险,但另一重危险性却能见于言外,这原是从事那样特殊的政治使命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岂不惮艰险”,实兼二重意味而言。说“岂不惮”,就是承认有所“惮”,然而这与承认自己的感伤一样,其实无损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而增加了他性格的温润感。事实上,他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具有一种自觉的大无畏精神。感伤与忌惮,只是一闪念。“主上即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旧唐书·本传》),便是“深怀国士恩”句的注脚。“国士句是主意”(《唐诗别裁》),末四句由此申发。所谓国士,即国家栋梁之材。士大夫受到国士的待遇,足以踌躇满志,当然应竭力报效国家。(卢藏用《陈氏别传》说陈子昂“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便是这个意思。)汉初的季布,以重然诺闻名于关中,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战国的侯嬴,有感于信陵君的知遇之恩,终于以死相报。诗中即以这两个以忠诚守信著名的古人故事,表达对唐室的忠贞不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个人功名的问题,古人并不讳言于此,三不朽中即有“立功”一项。不过魏征这里更强调“意气”,也就是感情——这里特指报国热情。诗的末两句用了梁代荀济《赠阴梁州诗》中“人生感意气,相知无富贵”而注入新意,既轻视功名,把诗情推向高峰。
        魏征当时属于近臣,但和前此的宫廷诗人不同,他是在鞍马间为文,因此诗中带有戎马生活气息。这倒有点象汉末的三曹七子,“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刘勰)《述怀》一诗,真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若要为陈子昂复古诗论找出较早的样板,真是“其则不远”了。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扑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体现了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较好的统一。故《唐诗别裁》谓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