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时代,诗的作用原是很大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它不仅有审美兴发之作用,还有很强的传授知识和政治教化功用,是学习博物知识与外交辞令的工具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分工的细密,诗的作用就远不那样宽泛。对于今日的读者,学诗的首要目的乃在于欣赏。马克思认为产品只在使用中得到最后实现,鉴赏对于文艺作品——包括诗,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鉴赏的作用,举其荦荦大端有三
        一是美育的作用,包括陶冶美的情操和提高美的鉴赏力两个方面。
        美的情操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脱离短浅的现实功利的纠缠。而欣赏文艺作品,在这方面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很大的。不能想像,一个“抗尘容而走俗状”,连起码意义的文艺作品都不能欣赏的人,可臻于心灵美的境地。黄庭坚有句名言,说士三日不读书“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东轩笔录》)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诗歌这种较纯粹精微的文学种类,对于陶冶性情,增进美育,效果尤大。“一个人不喜欢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微。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其他种类的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卢梅坡《雪梅》诗云: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就是诗歌陶情愉性作用的一个最为形像的写照。
        对于现代人才,审美鉴赏力是一项不可缺少的能力。文艺欣赏更需要这种鉴赏力。“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文心雕龙·知音》)“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马克思《1848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但这种知音的能力亦即鉴赏能力,并不全然是天生的,很大程度得靠后天的学习,而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审美欣赏之实践。正如学习游泳不能单靠书本一样,提高鉴赏力也不能仅凭读点文艺理论可以奏效,具体的阅读和欣赏才是不二法门。因而诗歌欣赏本身,也就造就着具有诗美感受力和鉴赏力的主体。
        二是对于写作技巧,可以提供有益借鉴。
        搞文艺创作,生活基础、思想修养和写作技巧三者缺一不可。而学习写作技巧又不能指望任何《写作指南》,有效的办法仍是向典范的作品学习,向古典作家学习。韩愈以“沈浸郁,含英咀华”为“作为文章”之前提(《进学解》)。况周颐《蕙风词话》论作词云:
        
        学填词,先学读词。抑扬顿挫,心领神会。日久,胸次郁勃,信手拈来,自然丰神谐畅矣。
        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
        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
        
        作为一种写作学习方法,这里讲的又不局限于填词一道。《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林黛玉教香菱学近体诗,说:“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那香菱照着办,很快作诗就上路了。鲁迅也说过,大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告诉着我们怎样写。所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是不会过时的。
        三、诗词鉴赏对于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人,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训练。
        如前所述,中国古典文学最发达最辉煌的是偏重表现的、抒情的诗歌和散文。所以不少美学家认为,搞美学的人于中国文学应该首先熟悉古典诗词。
        文学研究尤其文学批评,欣赏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但这一点似乎并非毫无疑义,三十年代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便将鉴赏与研究作了截然的划分。他在对古代鉴赏者、评点派和诗话著者作了一番揶揄的描绘后,断然地说:
        
        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
        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的漂亮,说那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地驳翻了他也难说。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和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譬如有人说,《西游记》是丘处机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终于找出关于丘处机的《西游记》乃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叙说三藏取经,大圣闹天空的《西游记》。那末这部《西游记》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便再进一步,在某书某书中找出许多旁证,证明这部《西游记》乃是吴承恩做的,于是再进一步,而研究吴承恩的时代,生平与他的思想及著作。于是乃下一个定论道:“今本《西游记》是某时的一个吴承恩做的。”这个定论便成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这便是研究!
        
        其实西谛先生那时的所谓“研究”,是极狭义的一种,即专指考据,并不包含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考据仅仅是奠定基石,考据的目的在于提供准确可信的资料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而由考据到批评,鉴赏实为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其间并不存在“绝深绝崭的鸿沟”。为什么“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鲁迅《诗歌之敌》)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并不能鉴赏,而用了对待科学的方法对待诗歌,等同于“一个植物学家”、“一个地质学家”、“把文学当做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的”(均见郑振铎文)。同时,鉴赏力还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一种功力,缺乏这种功力,甚而致有“文盲”之讥。“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做文盲。”“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在《月曜论文新编》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钱钟书《释文盲》)
        那么,欣赏或鉴赏何以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呢,根本一点在于,欣赏或鉴赏虽然带有很强的情感的因素,在这方面它近于创作;同时也并未排除知解和评判的成份,这一方面又近于批评。那末,考据、欣赏、批评三者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为了省词,这里先引用行家的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赏的准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例如要了解曹子建的《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他和甄后的关系;要欣赏陶渊明的《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所以考据学是基本的功夫。但只是了解而不能欣赏,则只是做到了史学的功夫,却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好比食品化学专家,把一席菜的来源、成分以及烹调方法研究得有条有理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我以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朱光潜《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
        我们不但说了个“好”就算,还要说得出好在那里,不但说个“不好”就算,还要说得出不好在那里。这样才够得上称得上文艺鉴赏。(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
        从程度上说,鉴赏是批评的第一阶段,鉴赏在认识过程上比较批评的程度浅,我们考察一种艺术品时,必然是由鉴赏才精于批评的。……一个艺术爱好者,绝不应该止于鉴赏,应该作进一步的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认识艺术的真面目,才能对艺术有正确的评价。(征农《批评和鉴赏的区别是怎样的》)
        
        再概括起来便是:考据是了解的基础;只有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品味作品,进入鉴赏;进一步便是作出“好”与“不好”的评判,探究其所以好、所以不好的缘由,这便进入批评。所以,考据——鉴赏——批评,实为文艺研究的三个层次。鉴赏是其间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鉴赏与批评虽然是两码事,但二者并无截然的鸿沟。甚至可以说,无批评的鉴赏和无鉴赏的批评一样是不可思议的。“赏析”一辞之所以广泛得以应用,正在于它于此有所发明。究其出处,乃在陶渊明诗。《移居》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约而言之曰“赏奇析疑”,曰“赏析”。可知“赏”与“析”原为二事,赏即欣赏,是感性直观的、审美的,析即评判,是理性分析的、思辨的,但二者又可互相渗透融合无间。“赏析”一辞较之通常所谓的欣赏、鉴赏,在揭示欣赏与批评之关系上,似乎更加深刻,更能显示欣赏活动的此项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