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左”倾更“左”的错误观点,并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2月,王明发表了他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写成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照搬“本本”,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把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他们竭力反对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先是推行冒险主义,继而实行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战略方针。在组织上,他们推行和发展宗派主义及惩办主义,重用拥护和执行他们政策的干部,“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而对一切不同意、不满意、不坚决拥护和执行错误政策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土地革命路线,放弃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削弱了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34年1月他们又召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最后,不仅使白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而且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使红军从三十万减至三万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到四万左右。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