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责党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区别,片面提出“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主张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迁就退让。并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国民党,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抗战的领导权。又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部分同志,特别获得了原来就有某些错误认识的同志的支持。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会后,王明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的工作,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包含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实行迁就和退让,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更在军事方面提出一些新的错误主张,强调一切“统一”,由五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发展为七个统一(增加“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并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又主张建立几十个机械化师,歼灭敌人,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和外援上。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国民党战场溃败,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长江局没有及时地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它重要敌占城市附近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向战区和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步调也较迟缓,丧失了争夺敌后的大好时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项英领导的东南分局的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了以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的严重损失。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