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类·直说的宋词赏析

【依据】夏闰庵谓后半阕惟极写“离愁”二字，若南宋人为之，必别出一意，断不如此直说。此等处正宜着眼。(俞陛云 《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词例】

玉 楼 春

晏 殊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解析】所谓“直说”是指作者在作品中不隐讳、不规避地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情感，也就是直抒胸臆。中国传统诗词虽然以含蓄蕴藉为美，有“忌直贵曲”之说，但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相反，以直说而动人者在每个时代都不乏其作。直说与含蓄是相对的，既有含蓄之作，就一定有直说之作。含蓄固然美，直说同样能够动人。我们不能硬性地对二者加以轩轾，而应审视具体作品的具体作法以及所产生的具体效果。就词而言，它更多地用于写景抒情。而感情是复杂多样的，有温婉的，也有激烈的，有缠绵的，也有果断的，所有这些是不可能都用含蓄的手法来表达的。梁启超说得好：“有一类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 ‘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藉是一点也用不着。”(《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文人都把词当作诗的“余绪剩义”，认为“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清田同之 《西甫词话》)，所以就情感的表达来说，词比诗要直率得多。许多在诗里不敢表达，不肯表达或不想表达的情感，在词里却可以任意抒发。晏殊的这首 《玉楼春》 便是典型的直抒胸臆之作。词的题材是古人写烂了的 “离愁别绪”，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不写往日的欢情，也不写别时的伤心，而是直接抒写别后无尽的相思之苦。“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这种直接了当的抒情方式，的确是婉约派词人所较少使用的，但它恰恰是这首词感人至深、传诵千古的主要原因。

词的第一句 “绿杨芳草长亭路”象电影中的静景镜头，画面上只有 “绿杨”、“芳草”、“长亭”以及一条似乎通向天际的漫漫长路，没有人、没有声音，其情其景全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年少抛人容易去”，虽然轻轻地点出这是抒情主人公曾经送别的地方，但更多地是在抒情。“容易”二字虽然下得极淡，但淡中含思;“抛人”一辞则于思念之中流露出隐隐的哀怨。思之愈深则愈感别离之轻率，愈怨 “年少”之 “抛人”。更难受的是时令又值暮春三月，细雨濛濛，无穷无尽。在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好不容易才进入梦乡，却又被五更的寒钟惊醒，耳中听到的仍然是摧花春雨的沙沙声。寒钟敲在心上，苦雨又令人断肠。在苦雨寒钟的双重刺激下，原本已在心头郁积的厚厚的浓愁终于象突然暴发的洪峰一样喷涌而出，一泻无余。这种经长久郁积后奔迸而出的情感，是绝不可能用含蓄的手法来表达的，最适合的表情法只有直说——不加变形、不事雕琢地直吐而出! 只有这样，所抒之情才真率动人，给人以更高程度的美感。

当然，并非所有直说的作品都好。要使直说动人心弦，产生美感，首先要求作者要有真率的感情，决不能无病呻吟。其次，采用直率的表情法，其情感必须是经长久郁积而在心中激荡奔突，随时都可能因外界的刺激而迸发。此外还要有外因的刺激和诱发，否则无缘无故的暴发会给人以假的感觉，从而降低其美学价值。就这首 《玉楼春》 而言，如果没有绿杨、芳草、长亭的诱发，没有春雨、春梦的郁积，没有寒钟的刺激……一句话，没有上片的铺垫积聚，下片所抒的强烈情感便无从附丽，就不可能真率动人。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不是浓郁丰厚，而是比较淡薄肤浅的情感，就不宜这样直说，否则不仅不美，还会使作品失之浅露粗俗。这首词的下片虽是直抒胸臆，但它的蕴涵却比一般的情感更为浓郁丰厚。无情本不足取，多情才弥足珍贵，然而在陷入情网，为情所苦的人看来，却是无情胜于有情，明知无情好却偏又割不断心中的情丝，反而让寸寸相思化作千丝万缕的愁情，把自己整个地缠了起来，而且还似乎可以把天地万物都牢牢缠住。这样写情，情更浓; 写愁，愁更远。这样抒情，虽然夸张，但不失真率，因而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情感还有雅、俗之分，过分粗俗的情感也不宜直说，否则同样会流于浅露，难以产生美感。柳永所填之词以平铺直叙见长，而且以 “俗”著称，但这并不说明他的词都好，相反，他许多词就因为太直太俗而被论者责为 “鄙词”或 “韵终不胜”。词人秦观也曾因为词中有 “销魂， 当此际， 香囊暗解， 罗带轻分”的浅露之语而为苏轼所讥。可见，并非事事都可以直说。

直说这一表情法在历代文学中都是存在的。一般说来，它多出现于文学样式的初期阶段(或民间文学阶段)，存在于北方文学或刚性美的文学作品中。就词来说，唐五代民间词，李煜以亡国为主题的词便多直抒胸臆之作。如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敦煌词 《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李煜《子夜歌》)等都是。就宋代而言，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中也多此类作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宋张未 《东山词序》)，不事雕琢，自然而工，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总体上讲，南宋词人较少使用直说这一表情法，但并不象俞陛云所说的“绝不如此直说”。恰恰相反，辛弃疾、刘克庄等在当时写了许多直言情志的爱国词，这些词也大都以直言情志而感人，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