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因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幼时常和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因而熟悉农村。7岁入家塾从周玉田诵《鉴略》， 12岁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习《四书》、《五经》。1898年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带着母亲筹来的8元路费，到南京，考入免费的水师学堂，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这时开始接触“新学”，和鼓吹维新思想的书刊，其中最喜欢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英·赫胥黎著)，他从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中，确立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发展观点。

1902年1月，随总办俞明震，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习日语。次年，剪辫后拍照留念，作《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曾师事民主主义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革命派人物陶成章等往来。1904年加入光复会。弘文学院毕业后，于1904年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关怀。在校观幻灯片，放映日俄战争时，一中国人被日本军人以俄国侦探罪名砍头示众的情景，围观中国看客却露出麻木神情。遂省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遂断然弃医从文。1906年到东京，与苏曼殊等筹办《新生》杂志(未成功)，后撰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发表于《河南》杂志。在日本受到尼采的“贵力尚强”学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章太炎“以国粹振兴民族精神”等思想的影响。日本7年，鲁迅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曾热情呼唤新的中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种对人的“个性”的珍视，对“人国”的不倦追求，是鲁迅早期文化意识的精髓所在。

1906年6月在母亲催促下，由日本返回绍兴。7月26日与朱安(1877-1947年)结婚，朱安出身富家，住绍兴城内丁家弄，是年28岁。鲁迅对母亲包办的婚姻甚不满意，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只4天即返回东京。1919年鲁母到北京，朱安侍奉在侧，掌管家务，直到鲁母1943年去世。鲁迅称朱安为“妇”、“内子”，仅为名义夫妻。朱安病逝于1947年6月29日，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将其安葬于京西板井村。

1909年6月，鲁迅由日归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及生理学教员。该校监督(校长)为沈钧儒，监学(教务长)为许寿裳。次年秋，回绍兴，任绍兴府学堂监学，兼任博物学、生理学教员。1912年2月，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

1912年5月，随教育部至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院内之“藤花馆”， 1916年5月移住同院“补树书屋”，至1919年11月鲁母到京，始迁居八道湾、砖塔胡同、宫门口西三条(今辟为“鲁迅故居”，其右设“鲁迅博物馆”)等处。鲁迅在教育部，先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8月改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教育等事项。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颓唐得很了”。于是业余以抄录碑帖、校辑古籍自遣，曾辑录《谢承后汉书》8卷，纂辑《唐宋传奇集》，校录《稽康集》等。

1918年初，在新时代的“风云”中，起而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编委会。在友人钱玄同“可以做点文章”的鼓励下，5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断言中国社会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孔乙己》、《药》、《社戏》、《故乡》、《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在鲁迅笔下，破产的乡村和败落的市镇，潦倒的文人、衣食无着的贫民，和被压在底层的劳苦农民，他们的挣扎和呼号，构成一幅幅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鲁迅自称其作品是“遵命文学”，“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而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中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晨报·副刊》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更使新文学升堂入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廊中得与屈原、李杜、《红楼梦》并列，“说不完的”阿Q，同时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鲁迅是第一个触及“国民的弱点”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的中国作家，他的阿Q，以文学形象“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画出其中的历史惰性——“精神胜利法”，而“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是迎接一场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变革。《阿Q正传》是一部“人学”经典，奠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并使鲁迅获得世界性声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14个短篇小说，在1923年8月结集为《呐喊》出版。

五四前后，鲁迅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为着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为着“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创造了人们称之为“匕首”或“投枪”的新文体——杂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时期(《小品文的危机》)，最早是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继之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在这些杂文中，鲁迅重申《狂人日记》中的命题：在中国“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而启蒙者的鲁迅则“用无我的爱， 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后结集为《热风》(1925年11月出版)和《坟》(1927年3月出版)。

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等校兼课，任讲师或教员，讲授“中国小说史”、“小说”、“新文艺”等课程，并和青年学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和亲密的情谊，从这一时期起，鲁迅就成为进步青年爱戴的朋友和导师。1923年12月4日出版《中国小说史略》。

五四落潮期，鲁迅组织了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930年3月，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柔石、李小峰先后任主编，撰稿人还有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等)，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后又与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等组织未名社(1925年8月—1933年春)和莽原社，编辑和出版《莽原》半月刊(1925年4月—1930年4月，鲁迅主编)，主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未来”。

1924年至1925年，鲁迅继续写作短篇小说，有《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等11篇，1926年8月，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和寂寞中，编成第2本短篇小说集《彷徨》出版，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祝福》， 1924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穷苦的农村寡妇祥林嫂，在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后来被婆家人捆起来卖到山里去，丈夫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病上，三岁多的孩子又让狼叼走了，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帮工。因为嫁过两次，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之物”，鲁家祭祖的时候，不让她沾手。柳妈诡秘地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解救的办法是到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祥林嫂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12元鹰洋，果真捐了门槛。又到了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她好像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在绝望中，她“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她被打发走了，沦为乞丐，切切地追问着“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带着这个谁也“说不清”的疑问，终于“穷死”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祥林嫂在阴阳两界都没有做人的资格，肉体的摧残继之灵魂的掠夺，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严酷而精致地铸就着古老的中国——闷死人的“一间铁屋子”。《祝福》的美学风格是它的“重压之感”(《〈自选集〉自序》)，表现着鲁迅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难以企及的感染力。

1924年至1926年间，作散文诗23篇，1927年7月结集为《野草》出版。自称“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野草〉英文译本序》1932年)。面对“旧战场”，鲁迅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但他仍相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他歌唱不死的战斗者：“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他渴望战斗：“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的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名篇，鞭挞市侩主义，入骨三分。《秋夜》、《风筝》、《好的故事》、《过客》等，在苍凉、沉郁中蕴涵着深邃的哲理。散文诗这一五四后的新文体，同杂文一样，首创于鲁迅，也在鲁迅手中达到其艺术高峰。

1925年，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为教育部免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作《纪念刘和珍君》，说：“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因此被列入段祺瑞执政府通缉名单，遂于8月26日偕许广平南下。这一时期所作，多为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后结集为《华盖集》(1926年6月出版)和《华盖集续编》(1927年5月出版)。

1926年9月抵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本年2月至11月，作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等10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小引》)，篇中“反顾”“旧来的意味”，有对故乡和童年的回想，有对“人间至爱者”的眷恋，笔下流溢着无限的爱，柔情，和淡淡的感伤。这些文章结集为《朝花夕拾》(1928年9月出版)，是怀旧散文的珍品，给予几代青少年的读书生活以特殊的美的享受。

1927年1月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同年4月15日广州政变，曾多方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后愤而辞职。8月，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本年编定《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列入《鲁迅全集》第10卷出版)和杂文集《而已集》(1928年10月出版)。

1927年10月到上海，与许广平(1896—1968年，广东番禺人。字景宋。1923年就学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曾在《莽原》半月刊发表文章。1924年驱杨——荫榆——期间，任北京女子师大学生会总干事。1925年3月开始与鲁迅通信，其来往书信后来编为《两地书》，1933年出版。与鲁迅南下后，先到广州，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鲁迅到中山大学后，任鲁迅助教。时常馈赠食物，鲁迅颇不安，许则戏曰：“这不要紧，我家的钱，原取之浙江——许祖父曾任清浙江巡抚——，现用之于浙江人，恰得其所。”鲁迅逝世后，与郑振铎等组织“复社”，致力刊行《鲁迅全集》。1941年曾遭日军拘捕。1945年冬，与马叙伦等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等)结婚。1929年9月独子海婴诞生。

1928年6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11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东、北欧文艺，倡导新兴木刻艺术，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

1927—1929年作杂文34篇，多为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的论争文章，集为《三闲集》(1932年9月出版)。其中1928年4月的《文艺与革命》一文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8月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说到：若根据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就当时文艺论争中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功能，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承认人的共同性，即人性的存在。

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曾作《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说：“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性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集外集拾遗》，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出版)这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悲剧命运的重要论述。

1930年元旦，与冯雪峰创办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6月。后曾作为“左联”机关刊物，柔石、魏金枝参与编务)出版。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2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忠告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那么“‘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并提出“左联”今后应注意的三点：“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3月、5月连续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新月派梁实秋展开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坚持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现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7月，(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中译本出版，包括《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等4篇文章。后又译(苏)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等书。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在1927年至1930年之间，鲁迅进化论的“思路”被“轰毁”，开始走向唯物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等24人遇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初闻噩耗的深夜，吟成七律一首，以寄哀思：“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两年后，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亡友。同年，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作《“友邦惊诧”论》，指责国民党政府镇压请愿的爱国学生。1930年、1931年所作杂文37篇编为《二心集》(1932年10月出版)。

1932年4月24日，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4月30日，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0月12日，应柳亚子之请，书写自作七律诗条幅，诗曰：“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己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1933年，瞿秋白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杂文的特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阐释：“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绪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 8月，作《小品文的危机》，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的杂文，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起，至1935年12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死魂灵百图〉小引》，18年间约有80万字。鲁迅曾将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种，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固然为“民众斗争”“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而其“文明批评”则对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等极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深刻的历史性论断，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勇敢的批判者，更是其真正的继承者，表现着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性和睿智。

1933年，与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曾一同代表中国人民向德国驻沪领事递交对法西斯主义的抗议书。又主编《译文》，翻译(苏)法捷耶夫《毁灭》、(俄)果戈里《死魂灵》等长篇小说。1932年的杂文和1933年的部分杂文编为《南腔北调集》(1934年出版)。1934-1935年写成《非攻》、《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和前期的3篇，编成《故事新编》(1922—1935年作，8篇，1936年1月出版)。1933年所作杂文及1934年所作部分杂文分别收入《伪自由书》(1933年出版)、《准风月谈》(1934年出版)、《花边文学》(1936年出版)。

1934年3月，发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6月，作《拿来主义》，反对“闭关主义”，“鼓吹”“拿来主义”，“我们要运用脑筋，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同月，又作《〈木刻纪程〉小引》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9月，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本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更说到：“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1934年所作杂文36篇，编为《且介亭杂文》(鲁迅逝世后的1937年7月出版)。此后杂文结集的有《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作，48篇， 1937年7月出版)、《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作，36篇，1937年7月出版)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当天成立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马相伯、毛泽东等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并发布《鲁迅先生讣告》，申明：“依先生之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之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上海《大沪晚报》、《大美晚报》等均发表鲁迅逝世消息，并编辑专刊表示哀悼。鲁迅遗体于即日下午3时移至万园殡仪馆。从2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21日下午3时入殓。灵堂布满各界敬献的花圈及挽联。鲁迅身着棕色长袍，安详仰卧。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联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蔡元培的挽联是：“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人数虽多，但秩序井然。从20日到22日上午，签名瞻仰遗容者共9470人，团体156家。22日，由青年作家十余人扶柩上车，于万国公墓举行葬仪。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一文中曾记载葬仪盛况：“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6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锦布的;拿着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都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8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光辉到礼堂上的下午时了。”在墓前祭典上，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先后作了安葬演说。田军(即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译文》、《中流》、《作家》、《文录》等4个杂志社致词。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绣旗(原字为沈钧儒书)一面，覆于棺上，葬于沪西的万国公墓。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 1956年10月14日迁葬于虹口公园。每岁诞辰或忌日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纪念活动，尤以1981年百年诞辰最为隆重。北京、上海、绍兴等地故居均对公众开放，并设有博物馆或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有鲁迅研究室。

周海婴(192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曾供职于广播电视部技术处。现移居香港。周海婴有子周令飞(1953年—)，景山学校毕业后，服兵役10年，曾任《解放军画报》、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记者。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共同电视公司做研修生。现定居台湾。女周宁。

著有：《鲁迅三十年集》(1941年)、《鲁迅全集》10卷(1956—1958年)、《鲁迅全集》16卷(1981年)、《鲁迅文集全编》2册(1995年)等，另有《鲁迅书简》(1946年)、《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年;铅印本，1959年)。

纪念集有：《鲁迅纪念集》(1—5辑，1936年)、《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1956年)、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1981年)、复旦大学鲁迅研究室编《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1年)、《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1982年)。

年谱有：王观泉著《鲁迅年谱》(1979年)、鲍昌、邱文治著《鲁迅年谱》上下卷(1979—1980年)、鲁博研究室《鲁迅年谱》(第1卷，1981年)、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1—4册(1984年)等。

传记有：郑学稼著《鲁迅正传》(1942年)、王士菁著《鲁迅传》(1948年)、朱正著《鲁迅传略》(1956年)、林志浩著《鲁迅传》(1981年)、林非、刘再复著《鲁迅传》(1981年)、彭定安著《鲁迅评传》(1982年)、陈平著《鲁迅》上下册(1998年)、林贤治著《人间鲁迅》上下册(1998年)等。

回忆录、研究著作有：台静农编著《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1927年)、李何林编《鲁迅论》(1930年)、李长之著《鲁迅批判》(1936年)、王明等著《鲁迅新论》(1938年)、巴人著《论鲁迅的杂文》(1940年)、平心著《论鲁迅的思想》(1941年)、胡绳著《鲁迅的道路》(1948年)、许杰著《鲁迅小说讲话》(1951年)、胡风著《从源头到洪流》(1952年)、冯雪峰著《回忆鲁迅》(1952年)、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1953年)、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1953年)、周遐寿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茅盾等著《忆鲁迅》(1956年)、李霁野著《回忆鲁迅先生》(1956年)、周岂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川岛著《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58年)、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1961年)、苏雪林著《我论鲁迅》(台湾版，1967年)、梁实秋著《关于鲁迅》(台湾版，1970年)、宋庆龄等著《鲁迅回忆录》第1、2集(1978—1979年)、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上下册(1980—1982年)、冯雪峰著《鲁迅的文学道路》(1980年)、王士菁著《鲁迅创作道路初探》(1981年)、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1981年)、萧军著《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1981年)、戈宝权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198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著译系年目录》(1981年)、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年，1981年)、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下册(1982年)、孙玉石著《(野草)研究》(1982年)、李霁野著《鲁迅先生与未名社》(1984年)、陈涌著《鲁迅论》(1984年)、杨义著《鲁迅小说综论》(1984年)、唐弢著《鲁迅的美学思想》(1984年)、王瑶著《鲁迅作品论集》(1984年)、林辰著《鲁迅述林》(1986年)、钱理群著《心灵的探秘》(1988年)、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1994年)、房向东编《鲁迅与他骂过的人》(1996年)、孙郁著《鲁迅和周作人》(1996年)、向阳、文珍编《我们为什么热爱他——鲁迅新画像》(1997年)等。

刊物有：《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刊，1980年12月创刊。《鲁迅研究月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辑出版，原名《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4月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