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令万千读者仰慕的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其清颖秀丽之诗、潇洒俊逸之文、清高绝俗之画、缠绵悱侧之小说，令多少人为之倾倒。尤其是他创作的恋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和《非梦记》，以惆怅、感伤、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

 

1898年，时龄15岁的苏曼殊到日本求学，他先后入横滨大同学校、东京早稻田大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校。曼殊在日本求学期间，适逢民主革命教育家章太炎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经常赴日，在留学生中宣传反对满清，振兴中华的革命思想。苏曼殊极受鼓舞，并随之弄潮于革命激流。他参加了旨在推翻满清的青年会，会员中还有以后在中国现代史中名声烜赫的陈独秀、冯自由、蒋百里、潘赞化等。以后苏曼殊又发起成立了“义勇队”与“学生军”，并秘密进行了武装训练。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内学生家长的极大惶恐。当时在商界任职的苏曼殊的表哥，是其经济接济人，他对苏曼殊的“不务正业”非常不满，最后断然停止经费资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苏曼殊决定回国。

1903年，曼殊登上“博爱丸”号轮船返国。那天，大雨如注，伫立船头的曼殊看着岸上冒雨为他送行的同学、挚友，不禁百感交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此刻的心情已经截然迥异于刚赴日本的时候。此次返国，他要到反清斗争第一线，成败利害，无法预料。他不禁有一种苍凉悲壮的心境。行前，他专门作七言诗二首赠给他的老师。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轮明月白如霜。

 

曼殊为推翻清政府而义无反顾的决心，准备在浩茫的烟水中去寻找自己归宿的志向跃然于字里行间。

回国后的曼殊经苏州抵达上海。当时上海曾有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以后遭到清政府的查封。章士钊并未因此而妥协，他随后联合陈独秀、张继等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正是《国民日日报》吸引了曼殊。这张在上海英租界内出版的报纸，是当时革命派的主要喉舌，加之陈独秀、张继又都是曼殊在日本留学时的青年会故交。于是，苏曼殊风尘仆仆直奔报社而来，要与他们一起为革命而呐喊。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期间，是曼殊纵横文笔，进行革命宣传最热情洋溢的时期。他处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燃烧着旺盛的战斗热情。十几天内就撰写了歌颂虚无党党员郭耳缦的“女杰郭耳缦”和“呜呼广东人”两篇语调急切的革命文字。不久，又以“惨社会”为名，翻译发表了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这是曼殊一生中翻译的重要作品之一。

《国民日日报》旗帜鲜明，言论激烈，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慌。清廷严令沿江各省不准商民买看该报，并严禁邮政局发行代售该报。然而清廷的这一举措却适得其反，《国民日日报》因此更加遐迩闻名，以致“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

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的这段时期，是曼殊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心情愉快、舒畅和充满快乐的时期。当时曼殊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四人同住一室，他们观点一致，相处亲热，彼此相见恨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

陈独秀年长曼殊5岁，他的作风、为人、学问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曼殊。在报社两人共事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以后他们之间终身不渝的友好感情。

但是，正当曼殊为获得这样一个和谐、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深感惬意，并准备在此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料报社的编辑部与经理部之间因工作权限问题而闹起了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引起法律诉讼，报社因此内讧一蹶不振，《国民日日报》这张在读者中备受青睐的报纸被迫停刊。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曼殊对此大为失望。曼殊原来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缺乏思想准备。《国民日日报》的这次内讧，无疑给他单纯的心灵一次沉重打击。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他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周围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他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决定离开上海赴香港。

当初回国时，曼殊就准备直达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已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由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社址就在香港。那时所有的中文报纸都是竖行排印，唯《中国日报》率先改为横行排印，因此使人耳目一新。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该报为了加强对这些活动的报导，特聘时在日本的冯自由为该报驻日记者。等曼殊准备离开日本回国时，冯自由专门给香港《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写了介绍信。后因路费短缺，苏曼殊未能如愿抵港，而滞留上海。现在苏曼殊认为香港是他目前唯一可去的地方。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四人仍然在一起租屋居住，但此刻大家的心境已不尽相同，往日的欢乐少了，更多的则是沉闷抑郁。此时的曼殊已极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他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无奈同室几位挚友执意相阻。他们完全是出于友谊，想留曼殊在上海，几人共同谋一番作为。

然而曼殊去意已定。为了达到离开的目的，他煞费苦心，最终施以小计。

那天，曼殊突然显得兴致极高，他邀请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一同去看戏。虽然陈独秀等对曼殊此时的雅兴颇感诧异，然而为了不扫他的兴致，遂欣然同往。

入夜后的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一带依然人来车往，热闹非凡。沿街的店铺五光十色，商品琳琅满目，那些酒楼烟馆、茶肆和妓院都张灯结彩，竞相争辉。自然，最热闹的去处还是附近的戏院。等曼殊一行来到颇负盛名的三庆戏院，只见楼下沿街高挂的戏牌上写道：“特邀伶玉、小叫天谭鑫培”几个大字，楼上阵阵锣鼓声飘逸而出。眼见开演在即，他们快步上楼。

然而戏刚开演不久，曼殊即起身说要回寓所一趟，陈独秀即问何故?曼殊回答：“没有带钱，回去拿钱后待会散戏好结账。”当时戏院亦称茶园，边喝茶边看戏。顾客入座后并不买票，跑堂送来一碗茶便是一份戏钱，最后按茶结账。

陈独秀闻之便说：“钱我有，今天我来请好了，何必专程回去拿钱呢?”章士钊、何梅士也一旁如是说。

曼殊十分认真地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应该我请客。我是一定要回去拿钱的。”

众人拗他不过，只好让他回去。谁知，他这一去，直到散场，踪迹杳然。陈独秀他们都很奇怪，回到宿舍后，不仅未见到曼殊，连他的行李都没了。惊诧之余，他们在桌上发现了苏曼殊留下的一封信：

诸兄惠鉴……小弟不告而辞了，出此下策，实在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看戏是曼殊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怕他们挽留曼殊，动摇其去意。他们完全理解曼殊的这番苦心，只是曼殊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他们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曼殊不告而辞，悄然离开朋友。当晚，乘上英国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

香港，对苏曼殊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同时又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香港士丹利街24号，一个不大的庭院小楼，这里就是颇有影响的《中国日报》社址，当时往来香港的爱国志士在那里下榻的很多。党人出入，络绎不绝。

《中国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少白，时龄四十左右，但却是革命队伍中的前辈元老。当时，革命者中，与中山先生称兄道弟的只他一人。他风流多才，所作诗文遍传海内。1899年，他受中山先生委派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一方面宣传革命排满;一方面以报馆为革命党秘密机关。办报正是陈少白的特长，几年来，他勤奋努力，成绩斐然，报纸影响日增，报馆也自然以他为尊。

抵达香港的苏曼殊，径直来到报社，陈少白热情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革命同志。这自然是因为上海《国民日日报》发生内讧时，陈少白曾专程北上调解，同曼殊有过晤面。另外，曼殊持有冯自由的介绍信，而陈少白对冯自由一直很信任。

面对香港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曼殊原以为心情会很好。然而却不然，他始终感觉有一种无法摆脱的阴影，那就是对环境的陌生感。曼殊抱着满腔热情而来，但在这里几乎成了陌生人，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他、体谅他。在上海时，陈独秀等人熟悉他，对他的古怪性格并不怪罪，反而能够适应，彼此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现在情况则大不同，他不免感到孤独。另外，他不明不白地悄然离开上海，现在想来总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对朋友的愧意。因此，曼殊在香港心情一直很郁闷。当时同在报社工作的王秋渭曾这样回忆苏曼殊：

“某日，苏子穀(即曼殊)来访馆中同事某君，遂下榻矣。子穀稚气未除，衣履不整，莫办菽麦，性嗜闲食，行动怪诞。同事以其为书呆子，多不与语，独某君则殷勤招待备至。子穀在港，除某君外，别无友侣。”

在香港工作过的陆丹林亦有过类似的回忆：“曼殊以冯君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由此不难看出曼殊在港郁郁寡合的状况。

正当曼殊在香港陷入苦闷而无所适从时，又传来一个对曼殊打击尤重的消息，那就是对《苏报》案的判决。

《苏报》曾是一个重要的宣传革命的阵地，后遭清廷查封，并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苏报》案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作为革命者的苏曼殊亦很关心此案，只是不知其审判详情。然而，此案判决后，消息即传到香港。章太炎、邹容等以“大逆不道”、“谋叛悖逆”罪，被判永远监禁。

面对革命同志遭此厄运，曼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由此曼殊对现实灰心失望，加之在香港的落落寡合，心灰意冷，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怪僻。曼殊终于选择了皈依宗教，以觅一块干净的土地，使自己的精神趋于宁静。

曼殊向陈少白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神情严肃，态度坚决，陈少白“素察其性格怪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曼殊于是离开香港，来到广州海云寺剃度。

然而“青灯一榻伴如来”的寺庙生活，并未给曼殊带来任何宽慰。就像他曾经热情于革命，却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终于半途而废一样。他对这芒鞋破钵的生活也终于不堪忍受，于是悄然还俗，重新回到了香港《中国日报》社。

曼殊遁入空门，友人同志皆为之扼腕叹息。现在见他又回来了，不免非常高兴，对他友善有加。

但对曼殊来说，这次剃度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他既愤世嫉俗，又无可奈何，经常自暴自弃。他的情绪时而激昂、时而沮丧，显得极不稳定。自返香港重寓报社后，日服僧衣，更鲜外出。然而，曼殊的心毕竟未死;只是被扭曲、被压抑。一旦有机会，他那积淀心底的激情还是会释放出来的。不久，契机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在香港的不义行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脾气，不便与之说。

一次，梁启超见康有为情绪颇好，便试探地与其商量。他小心翼翼地刚说了一点，康有为即变了脸色，两眼直瞪梁启超。梁启超慌了手脚，急忙补充说：“弟子对此已多方考虑，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到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窘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

听到“募捐”，康有为为之心动。停了会，他对梁启超说：“也罢，你就叫孙文写封介绍信吧。”

“那么，先生同意联合组党了?”梁启超欣喜过望。

“不，”康有为摇摇头，“我等与孙文这帮乱党绝无妥协余地。你此去不但不能与他们联合组党，而且还得瞅着机会建立起保皇分会，以尽力扩大我们的影响。”

康有为的意图，梁启超心里明白，不过是两面派手法而已，皇要保，钱也要。梁启超对此举虽有不满，无奈康门规矩极严，师命难违。他只好横下心，豁出脸皮，照康有为的主意去做。

结果，梁启超复命时，带回华侨捐助款项十万多元，另加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行为虽不太光明，然而这些钱也足够弥补名誉上的损失了。

过了一段时间，康有为渐渐看出他的“保皇”大业是断难实现了。中国旧式官吏文人都有一种习惯，事业兴旺时，一门心思做官，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事业做不下去了，就抖抖衣袖，飘然归隐，做清高的孤臣隐士去了。康有为人称“南海圣人”，却也未能免俗。一见皇帝难以再保，他便携带巨款到了香港，稳稳地当起了“寓公”。他居香港云咸街，由香港政府派印度人当门警守卫，养尊处优，自得其乐。

适有湖南哥老会的两个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因为参加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遭清廷缉捕。他们流落香港后，贫病交加，无计可施，只好找到了《中国日报》社，向陈少白倾诉苦衷。然而少白先生一介报人，经济上非常拮据，实在无力相助。他突然想起康有为，手头那么阔绰，又与香港的英商、英吏打得火热，虽政见不同，但同为救国之士，当有惺惺相惜之心。于是，陈少白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交杨、李二人前去拜谒“康圣人”。谁知，他们去了以后，康匿居楼上，避而不见，并唆使守门印差驱赶他们。

李亡命之后，既贫又病，心情本来就不好，受到这样的揶揄后，更是忿不可压，便在康寓破口大骂，故意使他听到。印度人门警遂前来干涉，杨鸿钧一旁愤恨异常，与门警厮打了起来。无奈力不能敌，杨遍伤而归。

他们返回住所后，将受辱经过遍告同人。陈少白闻之，从惊诧到愤怒。康有为假借革命之名通过海外募捐，敛聚了财富，原来许诺抚恤失败党人，现在却食言而肥。《中国日报》社同仁均对康有为义愤异常。

时在报社的苏曼殊自然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他正为自己在香港无所作为而感到自愧，现闻康有为的如此劣迹，不禁义愤填膺。苏曼殊觉得热血沸腾，长期受压抑的一种激情呼之欲出。他认为机会来了，他要有所作为。

一天，曼殊非常激动地找到陈少白，说有要事相商。看到他严肃的神情，陈少白颇为纳闷，问他何事?

苏曼殊随即向陈少白提出要借他的手枪。陈少白感到很突然，问他意欲何用?苏曼殊当即泣诉：

“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敛聚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

陈少白立刻劝说不可，并告诉他枪是经过登记的，不能借给别人，万一出了意外，牵连很大。另外，在香港搞刺杀也不是好办法，反而会危及自身。

曼殊不听劝告，并强调从日本回国是充当“运动员”的，为了国民革命，不怕三步见血，并固请陈少白将枪借予他。陈少白婉言拒之，他认为曼殊这是冒险之举，得不偿失。

曼殊无奈，悻悻而辞。此次有志未遂，使他异常懊丧，他又一次萌发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香港对于曼殊，也不仅仅只是遗憾，当他正考虑要离开香港之时，突然听说曾经在上海教过他英文的西班牙籍牧师庄湘先生此时亦在香港，遂迫不及待地前去看望。

庄湘是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携女到香港的，他们在风景秀丽的太平山上买了一幢小楼房，专事收集中国古器及奇花异草。

曼殊以前在同庄湘的交往中，发现这位异国长者“清幽绝俗，实基督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庄湘的博学多才亦为曼殊称道和敬仰。为此，师生之间感情甚厚。

当曼殊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庄湘面前时，这位六十开外的老者起初惊讶，继而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抱住曼殊端详很久，恍若梦中。

曼殊出身很奇特，跟庄湘牧师学习时，还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庄湘很疼爱他，常给他以父爱般的关心。他们分别多少年后，这次在香港重逢，对庄湘来说尤感意外。

在宽敞明亮的大客厅，曼殊详细向他的老师介绍了他留学日本以及返国后的生活，自然也包括香港之行。和老师的见面，是曼殊到香港后心情特别愉快的时候。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心照不宣的关系。

庄湘有一小女儿雪鸿，这位西班牙姑娘身材颀长苗条，披一头金黄色长发，脸色白净细腻，一双深碧色大眼睛煞是逗人喜爱。她性格热情奔放，喜爱诗歌、文学。在与曼殊同窗共砚的岁月里，她深深为曼殊落拓不羁、热情奔放的性格以及横溢的才华所吸引，同时又非常同情他的身世和遭遇，因此时常表现出对他异乎寻常的热心和关注。庄湘老师本来就很器重曼殊，又见雪鸿颇多情意，故亦有意撮成雪鸿与曼殊的姻缘。但由于以后曼殊的突然出走，这段姻缘也就被冻结了。

然而，对于多情的雪鸿来说，曼殊并没有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她始终惦记着他，并一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相信他们会再见面的。因此，当她从外面归来，发现客厅里端坐着的曼殊时，惊喜、欣悦、委屈一古脑儿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呜咽起来。

又见雪鸿，曼殊异常激动，然而又有些不知所措。与雪鸿，他有知己之感，在人间最早的一点温暖，他是从雪鸿这里得到的。看着哭得泪人似的雪鸿，唤起了在他心里埋藏很深的一缕柔情，那是由爱神播种下的浓烈馥郁的一脉深情。然而，曼殊的心里很矛盾，也很痛苦。曼殊虽然感情世界也很丰富，而且多愁善感，但他经受过感情的挫折，因而又时常表现得心灰意冷，神情恍惚，离群索居，甚至遁入空门，以锻炼清心寡欲的意念。

曼殊非常喜欢雪鸿，却又觉得不能误其终身。曼殊这样复杂的心情是由他复杂的人生决定的。他虽已返回世俗生活，但对生活很难再有激情，况且他仍亦僧亦俗，反复无常。

深知女儿心思的庄湘，此时并不知道曼殊的矛盾心态，他有心成全这件事，于是直接对曼殊言明意图。

曼殊闻之沉思了很久，难以启口。他既为老师父爱般的真情所感动，又觉得难以从命。于是以曾出家为借口，垂泪托辞：“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

庄湘先生虽感诧异，但知此类事不能勉强，曼殊如此选择自有他的道理所在，于是便不再提及。但庄湘先生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学生依然一如既往，慈爱体贴。

这样的结局对雪鸿是很残酷的，但达观的雪鸿也深深体谅曼殊那颗受伤而未痊愈的心灵。在曼殊借故拒婚以后，她对曼殊真挚的友爱依然如故。

香港数日，曼殊常常来到这个给他以温馨的环境。在很长的时间内，庄湘、雪鸿父女的爱，成为曼殊得到的极为珍贵的人间温暖。

但是，在香港的曼殊毕竟是忧喜参半。他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孤独感，他意识到心灵的脆弱，也痛感人事纷扰，难以把握。他需要修补心灵，同时也想离开香港。他最终选择了印度。在他眼里，那里是一个既神秘又有魅力的国度。他要到佛教的故乡，去一饮恒河圣水，或许可以得到最高的安慰。

这是一个大胆离奇的想法，然而他却执意付诸实行。

庄湘父女知道曼殊的意图后，虽有不舍之情，但却未阻拦。庄湘还专门送了二百元钱给曼殊作盘缠。

启程那天，《中国日报》同仁及庄湘父女均抵码头送行。

雪鸿更是哭得两眼红肿，她拉着曼殊的手，泣不成声，相视很久后，说了声：“保重!”一旁人皆为之动容。

百感交集的曼殊，带着雪鸿的祝福，挥泪踏上征程，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远征……。

印度尼西亚的三千多个岛屿像一串明珠，撒落在南太平洋广阔碧蓝的海域中，呼唤着美丽的朝霞，又送走夕阳西下时的余晖。

1908年11月，苏曼殊应爪哇华侨的请求前去南洋讲学。自上次离香港，又是若干年过去了。这次他专门从香港搭乘大英公司赴南洋的邮轮。

他在香港几乎没什么停留，匆匆而过，自然也来不及回味这个岛屿曾经给予他的希望和失望，以及遗落在岛上的一种复杂的感情。

此刻，他站在航船的甲板上，眺望海面，但见碧波荡漾，海天一色，不禁感到十分的惬意。然而，更使他感到惊喜的是在甲板上乘凉、散步、攀谈的旅客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恩师庄湘和他的小女儿雪鸿。久别重逢，彼此都感到机缘极巧。特别是同雪鸿的意外相逢，一扫曼殊旅途寂寞，给他带来无尽的乐趣。

邂逅曼殊，雪鸿恍若梦中，自数年前香港一别，他们天各一方，音讯全无。虽然颇多思念，然而人生茫茫，没有结局，也不敢有奢望。也许是苍天的刻意安排，在她数年后的回国途中，竟能与曼殊在碧波浩淼的太平洋上不期而遇，雪鸿也感到异常的兴奋。

曼殊与雪鸿又重新回到了以前那种纯朴、自然的情感之中。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曼殊向她介绍了这几年研究佛学的体会和收获，并告知这次南行爪哇，将任教㘃班中华学校。而雪鸿则把她准备撰写有关中国文化著述的打算，告诉曼殊，他们又在一起谈起了中国文学。

在舒适的船舱里，曼殊向雪鸿讲述了明末著名剧作《燕子笺》所描述的一个动人心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情节大致为：

才子霍都梁到京会试，与长安妓女华行云相恋，并将两人郊游图像送店裱装。时礼部尚书有女飞云，亦将一幅水墨观音像送裱。因飞云与行云极像，因而裱工将裱好的两幅画错送。飞云见两人合像，一人酷肖自己，一人却是风度翩翩的少年，不禁为之惊慕。阳光灿烂的春天，少女情思缠绵，作词抒怀。诗笺放在镜台上，被一只飞来的燕子衔往曲江，恰巧飞落在曲江郊游的霍都梁面前。安史之乱后，霍都梁历经磨难，后易名参军，立功而获重用，擢为节度使，与飞云成婚。夫妻二人，一个拿出裱画，一个拿出诗笺，相为惊异，详叙恋情。以后都梁又与行云重逢，历经考验，感情愈加深挚，遂又结为百年之好。从此三人相依为命，同甘共苦。

雪鸿被曼殊讲述的曲折、动人、离奇的故事所吸引。她极为感动，长久地沉浸在哀婉、伤感而又兴奋的回味中，心绪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起伏跌宕，好一会儿才恍若从梦幻中惊醒过来，喃喃说道：“太美丽、太动人了。”

当曼殊告诉她准备用英文把这个故事介绍给世界时，她十分赞赏，并毅然表示，只要曼殊译出，她负责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

强烈的共鸣，使雪鸿和曼殊谈得十分融洽。曼殊详细介绍了对林纾、严复二人翻译作品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翻译计划。谈到兴致处，不禁思潮汹涌，一发而不可收。他觉得在知己的女友面前坦露自己的思想，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和舒畅。

雪鸿亦为曼殊那滔滔不绝的倾诉以及阐述时那充沛的热情、自我陶醉和如入无人之境的神态所吸引。她赠送曼殊好多本外文书籍，以便他能够读到更多的原作，增强外语翻译能力。

从香港到新加坡，船行四日。曼殊受到雪鸿的鼓励，完成了《英吉利闺秀诗集》的翻译，准备收入正在编辑的《潮音》一书，译稿由雪鸿抄写。在手稿的封面上，留下雪鸿工整清秀的字迹：“曼殊‘英吉利闺秀诗集’一卷，西班牙雪鸿手抄于南天旅次。”

船在新加坡停泊，庄湘、雪鸿父女登岸转乘西去轮船。旅途的疲劳、工作的紧张以及与雪鸿分手的悲凉之情，使曼殊躺倒在新加坡医院宁静的病房里。他孤独、失望地望着病房白色的四周，凄凉、寂寞、惆怅的心情，与在船上快乐、愉悦、欢畅的情绪形成很大反差。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雪鸿手捧一束曼殊平素十分喜爱的曼陀罗花和含羞草，缓步走向榻前。

无异于喜从天降。曼殊接过雪鸿手中的鲜花，并紧紧拉住雪鸿的手，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雪鸿关切地询问了病情并安慰他。她很理解曼殊此刻对她的依念之情，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了十分珍惜的《拜伦诗集》和自己的一幅照片，赠予曼殊惠存。

雪鸿终于离曼殊而去，把凄楚、悒闷、孤独留给了曼殊。

望着那病房轻轻关闭的门，曼殊思绪万千，他觉得在整个世界上，似乎只有雪鸿一人能够理解他，能够给他以安慰。他拿起雪鸿赠予他的《拜伦诗集》，满腔愁绪凝聚笔端：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曼殊与雪鸿之间这段纯朴无瑕的感情，成为曼殊一生十分珍惜的美好记忆。1915年，曼殊创作了他著名的小说《绛纱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飘动着曼殊浓重的身影。在作品中，曼殊对雪鸿的怀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其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将雪鸿在曼殊病榻前的情节写了出来：

“……其女公子曳蔚蓝文裙以出，颇有愁容。至余前，亲持紫罗兰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书籍数种见贻，余拜谢受之。”

《绛纱记》是曼殊著名的情爱六记之一，作品对恋爱自由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并且通过它表达了个性解放的新意识。《绛纱记》发表于1915年7月的“甲寅”杂志。陈独秀为其作序，指出“人生最难解问题有二：曰死，曰爱……”，高度概括了小说“没有爱，毋宁死”的主题。

曼殊在香港与雪鸿的邂逅以及衍生的感情生活，为《绛纱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讲，曼殊在这个南域岛屿上的经历，对他的创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香港经历，毕竟不是曼殊生活的全部。以后他体验了更加丰富、更加纷繁的人生，从而创作了大量爱情作品。但是当他追忆从前生活，不得不感慨“故宅江山，梨花云梦。燕子巷中，泪眠更谁悉似我?”时，难道没有对香港、对雪鸿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愫在内吗?……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