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临山,门在松荫里。茅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谁姓,灌园者,陈仲子。　　不衫不履,短发垂双耳。携得钓竿筐筥,九寸鲈,一尺鲤。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儿童大笑,唤先生,看月起。
        是真名士,故能真风流。看陈继儒在这首《霜天晓角》里写的自己的住所(大约是他中年后隐居小昆山之所),便可悟到这一点。他的住所,“背水临山”,与山水为伴,确是雅人高致;“门在松荫里”,也没什么院门,松树的绿荫就是院,门就在绿荫里,如此以松为院,更可见主人的自然之趣和孤洁之志;“茅屋数间而已”,平平淡淡的几间茅屋,正是主人的平常之心的体现。
        山、水、松、茅屋,其高雅已如上所说,但是,这还是古人(古之隐士名士)用过的道具,还算不得新鲜,新鲜的在茅屋里。古人虽也住草堂,但外面固然可以朴陋,堂内却须有些显示名士不凡身份与独特气质的物事,陶渊明再穷,不也有一张“素琴”吗?然而,陈继儒却没有。“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墙是用土泥(“泥”,涂)起来的,窗口是用纸糊上的,床是竹编的(“曲床”,竹床),桌是木制的,一切都是那么“土”,那么与普通农家民居无异,除了茅屋里到处摊着的书籍可证明主人是位读书士子外,全无一点“名士”痕迹。那么,作者为何要津津乐道地列数这些东西呢?他想藉此说明自己在此环境下悟到了什么呢?我们可看看他《晚香堂小品·花史题词》中的一段话:“吾家田舍在十字水外、数重花外,设土剉(瓦锅)、竹床及三教书,除见道人外,皆无益也。”这些文字颇可助我们理解本词。原来,在这些普通而平朴的东西里,隐含着一种“道”;这个“道”虽然难以确诂,但大约是指一种返朴归真、寓真趣于平实中的生活哲理,亦即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千百年来,真正的山人、处士,都以追求和体悟此“道”为毕生幸事,一旦得之,更无所求。当然,在附庸风雅的“名士”们看来,这些土玩意儿是不值一哂的、“无益”的;只有名人书画题跋在壁、尊爵器物满架,才是有益的——有益于提高他们的“名士”身价。
        作者自是对这种“风雅”已了如指掌、不屑一顾,于是,他便以“见道人”的口吻淡淡地自报家门了:“若问主人谁姓,灌园者,陈仲子。”陈仲子是战国齐的高士,楚王聘他为相,他却携妻逃去,为人灌园。看来,作者对这位同姓的先贤景仰已久,此时脱口道出,已隐然以仲子后身自居了。既如此,那么与这位“陈仲子”为伴的,除了曲床木几,还能是什么呢?“灌园”之人,还要书画古器之类何用?
        于是,在词的上片,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人,他所住的环境,已泯灭了卖弄、矜持、标榜,一扫假名士的种种附庸风雅的酸气,纯然是一种平朴、古拙、自然的气象。接着,在词的下片,我们又看到这个人,他的衣食行迹,与这个环境是何等的妙合无垠。
        “不衫不履”,他的衣衫是不整不齐的;“短发垂双耳”,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免了每日的洗沐之苦;这副模样,怎能与“衣冠中人”往来、怎能戴上头巾去干谒公卿呢?《虬髯客传》中以“不衫不履”形容李世民,是欲显其倜傥和豪放;而作者将其移来自拟,则透露出几分疏野清狂。
        “携得钓竿筐筥(筥,圆竹筐)”,于是,这副模样他便只能去钓钓鱼、采采菱,过着自在、平常、“无益”的日子;但这正是他的所求,所以说来全无怨意,也看不到假名士在山中苦熬着等候征召的焦急相。他只是高高兴兴地烹好了钓来的“九寸鲈,一尺鲤”,煮好了采来的菱角,“菱香酒美”,在菱的清香中饮起酒来——只可惜,“予不饮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陈继儒《媚幽阁文娱》),一会儿他就醉了,醉倒在芙蓉花下,菱的清香尚未去怀,莲的清香又悄然入怀了……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这是李白在《襄阳歌》中自述的醉后情景。见了醉鬼又笑又叫,大约是儿童的天性吧?所以,相距千载的李白与作者,都在醉倒花下时给儿童尽情“大笑”了一番。作者只有一个儿童在旁,声势是不及李白的;但李白也有逊色于他的,因为他身边不是无知的“襄阳小儿”,却是个知他心意的可爱小童。这小童一副憨态,见了醉鬼不免“大笑”,可他又知道先生最爱皎洁的月色,因此先生天黑前醉着,他不去唤,等月亮上来了,他便忘不了“唤先生,看月起”。在此环境下,只一小儿是解人,悲哀乎?否也。看作者在篇末这兴趣盎然的一笔,足见他全无悲哀,只有自得。也许,他也正是只愿让一儿童了解他的心意,因为儿童最具天趣,非成人俗物可比。
        这首词,比起那些“要眇宜修”之作来,真是“不衫不履”的了,一无辞藻,二无隽语,“土”气扑人。然而,若使王国维来论此词,怕也不能不承认词中有“境界”——一种真名士胸中自然浑成的襟怀气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