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离开上海，而且离开了以后的命运是和战斗着的祖国底命运一同决定的，不能不清理一下书籍和什物。有一个装着信件和札记卡片之类的匣子，清理着，把原来打算保存的东西大半撕碎扔掉了。但忽然发现了一张用小型洋纸信笺写的，已经污皱了的条子。那上面写的是××路××里×××号×先生，旁边另一种笔迹添写着：午前五时三十五分。

抓着这，我底手马上停住了，同时感到心头被罩上了一抹阴云，临行前的繁忙和焦燥消失得无影无踪，心情沉静下去，好像走在通到亲人坟墓去的阴森古道上一样。那上面的我那时的住址是景宋夫人写的，旁边添写着的时刻，却是内山完造氏底笔迹。接到这个条子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六点多钟，当上海的电波将要颤抖地向全中国全世界传送鲁迅先生逝世的哀音的时候。

头一天，十八日，我最后一次离开先生寓所是大约下午五时左右。当时S医生还在，用平常和先生谈话的口气大声地说着“不要紧不要紧”，但看先生底样子却非常衰弱，好像不大有精神答话。因为义牙取下了，两颊陷落下去，使得口部底动作显得异常吃力，声音也似乎有些改变了。但我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

那晚上没有睡好，精神很不宁静，到天色微明的时候，朦胧中似乎隔壁的电话在响着(那时我是借用隔壁房东家的电话的)，但等我清醒后抬起头来细听，又没有了。这样地经过两次，终于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好久，好像有人在喊，挣起身一看，是女工站在床前说是有人来找，一面递给我一张条子。抢过条子匆匆一看，一种模糊的不吉的预感通过了我底全身，马上跳起来跑到前门，站在那里的是认识面孔而不知姓名的内山书店的中国的青年店员。

“周先生死脱啦，请你马上去，汽车等在外边……”

像是一声霹雷又像被浇了一身冷水，我没有说一句话，但即时窜回房里，全身冷得打颤，胡乱地穿上衣服，除了向惊醒了的M说了声“周先生死了……”以外，我不能说第二句话。

怎样出门，怎样上车，现在已经模糊了，只记得由住所到街上的一段路，我和那位青年店员都是用跑步的，但上了车子以后，人反而平静了。平静地坐着，没有注意那向后倒退的清晨的市街，思绪也不能注集到什么上面，平静地坐着，好像愿意就这样地被车子载着尽是飞奔，飞奔到无尽的久远，飞奔到无尽的边际，但同时又有一个相反的感觉，渴想马上赶到，也许先生还是含着烟卷沉思地躺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面。

然而先生底房间里是一片静。走进去，望见了先生底面部覆着一幅白色的手帕，静静地躺在床上，几张悲哀的面孔静静地守在一边。我抢到床前，内山老板把那块白色手帕掀开了，那是使我们感到了无比的真诚和智慧的面孔，但现在却闭着眼睛，昨天显得动作吃力的口部是永远地静止了!我陡地低下头来，一股辛热的气息冲上了我底眼里。……

大约在一小时以后吧，“治丧委员会”成立了。要我起草一篇简单的传记。那时候，不但推辞，连犹豫都是不能够的，于是和其他的几个人围着楼下客厅里先生平日接见来客的长桌子坐下，用我底颤抖的手提起了笔来。当最后写到“……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放心，身体的衰亡终于压迫着他把血液集结成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以及求民族解放求民族进步的神圣的工作留给了年青的战斗者们而溘然长逝了……”的意思的时候，全身底抽搐，全身底颤抖，使我完完全全地沉湮在热泪里面。

这是悲恸的早晨，到现在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中间，我在先生逝世后不久就计划了两件直接纪念先生的工作，连着手都没有，现在且把那些材料留在敌人炮火下的上海，来到这个也曾受过敌人底轰炸，然而却依然保持着歌舞升平的气象的“后方工作重心”的武汉。

临行前的某一天，曹白来，我们谈到万国公墓底安全问题，说是很想去看一次。时时刻刻都被青年底热血燃烧着的曹白，马上跳起来叫了：

“好的，我去交涉来一部红十字救护汽车，大家一道去!”

这提议使大家兴奋了，于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期望地等待。在等待的中间我忽然起了一个想头：如果去得成功，我们得带着几十个麻袋去装起沙土来堆在坟墓上面，从敌人底炮火下保护先生底尸骨。

然而，一天两天，渺无消息。显然地，在这样紧急的时候想借用红十字救护车是颇不容易的。同时听景宋夫人说，前些时她曾去过，路上非常艰难，五步一哨岗，十步一障碍，单身人都得侧着身子走过，而且，到墓地后，望一望就非赶快离开不可。而我们也就匆匆地从上海出走了。

想不到在这里，我们居然有简单地纪念先生的机会。然而，一连三个晚上，我对着稿纸坐着，一提笔就万感交集，无法写出我底纪念先生的心。先生自己在哀悼柔石等的时候就曾说过，他懂得了向子期底《思旧赋》为什么刚一开头就完了的道理，而我却几乎连开头都无法落笔。

但柏山底文章寄来了。恰巧当我出门的时候从邮差底手里接到的。我一面在街上走着一面读，那里面所记的引起了我许多记忆，当读到“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和死者的灵魂相抱”，虽然是在人行道上，我底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于是记起了萧红的话。她说：“现在大家写纪念周先生的文章，一定脱不掉，呵，周先生死了一周年了，现在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一定脱不掉这一套!”

大家笑了。

但过后一想，她底话倒是说出来了一个伟大的真实。一切求民族解放求民族进步的斗争，又怎样能够不和鲁迅先生连在一起呢?先生三十年来的战斗路线是新文化运动底主脉，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反抗被帝国主义压迫被帝国主义残杀的中华民族底悲惨命运。所以，先生底精神和帝国主义是不能两立的，今天在敌人底炮火下来纪念先生，对先生，对我们，都是难得的光荣。只要这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取得健康的发展，能够争到最后的胜利，即使先生底尸骨被敌人炸成了灰烬，我们也用不着悲伤，因为先生底精神将真正地活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祖国土地上，将活在自由而幸福的中华儿女们的心里。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深夜(1937年《七月》第1期)

赏析这是一篇纪念鲁迅的文字。全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鲁迅逝世前后一些往事的追述;二是对纪念鲁迅的一些感想。

在前一部分中，文章记述了鲁迅逝世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虽属往事，却是首次披露，因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作者与鲁迅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友谊，关系至密，这些记述，将成为研究鲁迅的第一手资料，愈益显得珍贵难得。

鲁迅是胡风在文学战线上的挚友，又是思想上的导师，多少年来胡风一直自觉地追随鲁迅，阐述和评论鲁迅著作的伟大意义，坚持鲁迅的文学方向和战斗传统。此时他所记述的那些往事，以及他对良师益友的逝世所抱有的巨大悲痛，是令人理解和深信不疑的。因而觉得那些含有血泪的文字，写得非常真实、诚挚，充满了对鲁迅的无限景仰和爱戴之情，感人至深。

当时胡风被推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他起草的那篇有关死者简单传记的讣文中，对鲁迅作出了深刻而独特的评价。他凭着对鲁迅的深刻理解，所感受到的这位文化巨人逝世给文学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以及作为后继者所承担的重担，他不无遗憾地写下了极有份量的一段文字：“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放心，身体的衰亡终于压迫着他把血液集结成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以及求民族解放求民族进步的神圣的工作留给了年青的战斗者们而溘然长逝了。”这是鲁迅死后最早的评价，已隐括了“民族魂”三字的巨大意义。加上行文的凝练，笔调的深沉，更加重了文章的感染力。

后一部分写的是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时，作者对纪念内容和纪念方式所作的阐述。作者认为对死者最好的纪念，是继承死者的遗志，以实际行动完成死者的未竟之业，这比保全死者的尸骨更重要，更有意义。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在鲁迅逝世不到一周年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南侵，上海面临战事，胡风在撤离上海前，曾与友人设想过保护鲁迅的尸骨，打算用几十条麻袋装满沙土，盖在鲁迅坟墓上，以此掩护敌人炮火下的鲁迅的尸骨。后来转移到武汉，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时，便产生了上述那一新的思想认识。他根据鲁迅平生的战斗业绩，提出了纪念鲁迅必须与民族革命战争连在一起，因为鲁迅毕生的文学实践和“三十年来的战斗路线是新文化运动底主脉，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反抗被帝国主义压迫被帝国主义残杀的中华民族底悲惨命运。”所以，鲁迅精神和帝国主义是誓不两立的。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把这场民族革命战争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即令鲁迅的尸骨被敌人的炮火炸成了灰烬，也用不着悲伤，因为鲁迅精神将真正活在解放的祖国土地上，活在站起来的中华儿女的心中。这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尸骨的保全与否并不重要。

胡风的这一见解极有深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也非常符合鲁迅精神，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闪烁着哲理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