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分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非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1935年《芒种》第1卷第3期)

赏析读书经验之类文章，数量可观，但传世之作并不多见。题目看似寻常，却不大好写。一种是指手画脚，摆出教训别人的面孔，会拉大同读者的距离。一种是即兴发挥，写些不痛不痒的“经验”，而并无多大实际价值，就更会使读者失望。正如作者所说，对于那些专集里介绍的“多读多看多做”的“好”方法，他是不感兴趣的。

这篇随笔同上述情况相反，处处透露出诚恳谦虚的态度，又始终贯彻着严肃负责的精神。不是自命不凡，更不是敷衍塞责，是以中年学者的身份，向广大群众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自我调侃的幽默口吻，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文章认真总结读书经验，现身说法，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实质性问题上。

文章先按时间顺序简要回顾了30年读书过程，然后合乎逻辑地概括出三条读书经验。采用的是漫谈式的自由笔调，但琢磨一番你就会发现，作者并不是随心所欲、信手写来的，材料经过严格的选择和周密的安排，同文章基本观点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不是流水帐，而是一篇精心结撰不露痕迹的随笔。纵览全篇，“我”有三个读书阶段。第一阶段，四岁到小学，经历了从读经到爱圈教科书到抢看图识字的兴趣变化。古书读多了，众说纷纭，渐渐产生疑问，而父亲作不出圆满解释。少年时代已不大信任朱熹了。第二阶段，在杭州第一师范，拜师研究考证学，澄清了不少疑问。不再迷信古人，但又有了新的偶像——单不庵老师。第三阶段，“五四”后向往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上推崇胡适派实证主义方法和新考证学。对于单不庵乃至戴东原的信仰动摇了，并认识到缺乏独立系统的见解是上代读书人的共同悲哀。作者的三条经验可归结为：读古书要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两点，列举了个人经验中的实例。至于第三点“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则是在中外学者里挑出正反两种典型加以阐述的，颇能发人深思。

在当时中国，“读经救国”论一度盛行，妄图把青年学生从火热的社会革命斗争中引向故纸堆里去。鉴于这种情况，作者对江亢虎等人的这股逆流，明确地表示了异议。并以“爱惜精神，莫读古书”作为对青年们说的一句经验谈，这个结语意味特别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