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心未平^①而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于姑苏之左^②，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③，视之以伍员^④，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悦，俾嚭以代焉^⑤。毕九层而不奏，且倡^⑥曰：“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员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岂臣之欺乎!”

王赐员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吴。

(《罗隐集》)

注释①越心未平——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后，和臣民常怀报仇复国之志。

②姑苏——指姑苏山，在今江苏吴县西方。山上有姑苏台。③一之日——十月后第一月，即农历十一月，为周代正月。④伍员(yun)——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因父兄被杀投奔吴国。公元前484年，夫差听信伯嚭谗言，迫令他自杀。⑤嚭——伯嚭，原为楚国人，投奔吴国后曾任宰相，夫差破越后，他受越国贿赂，劝夫差许越求和。公元前475年越灭吴后，被杀。⑥倡——宣扬。

赏析如果说《救夏商二帝》是罗隐在告诫百王应以历史上的暴君为鉴，免蹈亡国覆辙，那么这篇《吴宫遗事》则是罗隐为百王提供的又一面昏君亡国的镜子。

这是一篇寓言体小品文，作者没有拘泥于史实而从吴国众多的君臣中选出了三个典型人物：一个昏君的代表夫差、一个忠臣伍员和一个奸臣伯嚭，在姑苏台这个历史舞台上，让他们演出了一幕历史兴亡的活剧。据史书载，伍员死于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敬王三十八年(前482)，越国打败吴国，伍员死的第二年，越国并末入吴。这未必是作者疏于考证，而只是为了使文章更加警策。同样，伍员与伯嚭登台奏言的细节也未必完全真实，只是作者为了更有利于揭示历史本质的真实和使故事情节更加典型化所作的艺术加工。

文中的夫差是个典型的昏君。昏者不明也，不明真相、不辨忠奸。这是历史上像夫差这样的一切昏君的基本特征。大凡昏君都不认为自己昏，他总认为自己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圣主。在他们看来“四国畏王，百姓歌王”的升平盛事是理中之事，所以一旦像伍员这样的忠臣说出了“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的刺耳真言，便马上变得“不悦”起来。昏君虽然昏，但他却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臣子们的生死穷达都取决于他的悦与怒。偏偏又有那么一些人，看重个人的官禄甚于国家的安危，所以朝廷里就出现了像伯嚭这样一些被称为奸臣的人，他们为了取悦君王，可以诬陷忠良，可以颠倒黑白，这样一来，昏君便真正昏了起来，成了不明真相的聋瞽之人。他因不辨忠奸而不明真相，又因不明真相而不辨忠奸。作者以极其洗炼的笔触和高度的概括力，通过对夫差的刻画，揭露和鞭挞了历史上所有的昏君。

伍员是文中忠臣的形象，作者着意表现他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的情态和直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品格。文章特别写了伍员向吴王上奏时的一个细节：九层台阶他“未三四级”就急不可待地开始讲话，仅此四字已将伍员对百姓疾苦和国家安危的忧虑、不安和焦急的心情和盘托出。他对所了解的局势毫不隐讳，“饥”、“疲”、“危”三个字，字字千钧，尖锐地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又缀之以三个“矣”字更显得语气沉痛之至。他这样做引起了吴王的不悦，并因此丢了官职，但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隐退，当他听了伯嚭歪曲事实的奏疏后，而是义正辞严地予以揭露和痛斥，指出伯嚭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往上爬，而不是君国和百姓的利益。这真是一针见血触到了伯嚭的要害，是为君国百姓着想还是为自身欲望考虑，这正是忠与奸的一个分水岭。

作者对伯嚭奸臣形象的刻画是在与伍员的对比描写中完成的，“毕九层而不奏”与“未三四级，且奏曰”相比，突出地表现出他那种根本不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安危的悠然的态度和虚伪的人品。他那与伍员完全相反的阿谀奉承的奏词更显示出这个人肮脏龌龊的灵魂，那对伍员颠倒是非的诬陷又反映出他的奸诈卑鄙的伎俩。作者在其“曰”前置一“倡”字，十分生动地写出了这个奸臣骗人时大言不惭厚颜无耻的丑恶嘴脸。

在文章的结尾，寄寓了作者对历史经验沉痛的总结和对当政者恳切的告诫：伍员的死，伯嚭的用事与吴的亡国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君王对谀辞谗言的听信和对忠言诤语的拒绝，将要付出极沉重的代价。

文章于微小的篇幅之中，抓住人物最富于特征的言行进行刻画，寥寥数笔生动地写出了封建官场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作者通过这些富于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所寄寓的历史教训无疑对历代的为政者都是一个明鉴。